羅榮桓與粟裕均曾辭讓元帥銜 為何各自結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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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得知中央準備授予元帥軍銜後，被毛澤東稱讚“是個老實人”的羅榮桓深感不安，他再次表現了一個純粹共産黨人的高風亮節，立即給毛澤東寫信，説自己參加革命較晚，請求不要授給他這樣高的軍銜。

羅榮桓的請求無疑是誠心誠意的，但他的授銜與否，顯然已不是個人的榮譽與待遇問題，而是代表了秋收起義以及全軍的政工隊伍，因此這一請求也就未被毛澤東批准。

本文摘自：《名將粟裕珍聞錄》作者：張雄文，出版：北嶽文藝出版社

北京碧波盪漾的什剎海旁邊，有一個被分隔開來的普通四合院，院裏住著兩戶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羅榮桓，後院則是粟裕。

兩家比鄰而居，和睦相處。兩位男主人辭世後，家人依然平靜地住在此處，一晃就是半個多世紀。

這當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門隨意的安排。羅榮桓搬進來的時候，職務是總政治部主任，粟裕住過來的時候，則是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不久又被毛澤東任命為總參謀長。

這兩個湖南老鄉，一文一武，雖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時期，“紅軍隊裏每相違”，大多分處不同的戰略區，並不很相知，卻因後半生做了遠親不如的近鄰，成為人生難得的有緣人。

其實，兩人有緣的還遠不只半輩子鄰居，他們的經歷與資歷也大體相當，可謂半斤八兩，難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於湘西的會同，羅榮桓則于1902年11月生於湖南東南部的衡東，一東一西，遠隔千里，兩人相差五歲。

一般而言，年齡稍大，往往意味著更容易積累資歷，但對粟裕來説，羅榮桓似乎是個例外。

1923年，二十一歲的羅榮桓開始了“造反”經歷，在長沙參加反日、抵制日貨活動。

這年，粟裕十六歲，剛念高等小學，可謂“乳臭未幹”，卻也“人小鬼大”，在會同參加罷課，抗議軍閥欺壓老百姓。

此後兩年，羅榮桓與粟裕分別在青島大學、常德二師唸書，不過聖賢書倒沒讀進去多少，大部分時間在搞第二職業：參加學潮，反帝愛國。

1926年，羅榮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園，但“畢業即失業”，只得回到老家衡東，當了一個愁悶的待業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參加了農民運動，和農民兄弟們打成一片。

粟裕還是做他的學潮活躍分子，支援北伐，聲援工農運動，忙得不亦樂乎。這年11月，他還領先羅榮桓一步（七個月），加入了共青團。

1927年，是中國歷史上不平常的一年，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過一道坎，或平步青雲，或身首異處，抑或碌碌無為。

粟裕與羅榮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機遇，迎來了一個鐵與血的時代。

這年，中共相繼發動三次大起義，創建自己的武裝。他們兩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別參加了最早的兩大起義：南昌起義與秋收起義。

羅榮桓比粟裕更幸運的是，他參加的秋收起義，儘管晚于南昌起義一個月，但因為是“毛主席親自來領導”，對羅榮桓而言，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這是羅榮桓後來深受毛澤東信任與不斷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義“山頭”，最後授銜元帥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歸大海。”1928年，粟裕與羅榮桓殊途同歸，分別跟隨朱德、毛澤東相聚在井岡山。

這年4月，羅榮桓上了一個臺階，做了工農革命軍（紅四軍）三十一團的營黨代表。粟裕還在原地踏步，不過轉行做了軍事主官，成為紅四軍二十八團的連長。

1929年，紅四軍先後召開了兩次著名的代表大會：七大與九大。毛澤東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過有驚無險，部隊最高指揮官——前委書記一職先失而復得。這兩次大會粟裕都參加了，耳聞目睹了這一戲劇性變化的全過程。羅榮桓則只參加了後面的紅四軍九大。

兩人這一年又開始平級，成為團級幹部，而且“專業”也一樣，粟裕重新撿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紅四軍二支隊政委，羅榮桓則是九支隊政委。

不過，因為是秋收起義的老人馬，毛澤東重新成為前委書記後，吸取紅四軍七大自己的票數不多，前委書記選舉中慘痛落馬的教訓，推薦羅榮桓做了紅四軍前委委員，比粟裕多了一個頭銜。

這雖然似乎是虛職，卻無疑是一種重要的資歷積累。1930年，兩人又進了一大步。

羅榮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縱隊黨代表（師級），因為毛澤東、朱德上了一個臺階，成為紅一軍團的軍政最高首長，原來的紅四軍就交給了羅榮桓、林彪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羅榮桓很快接替毛澤東在紅四軍的職務——政治委員（即黨代表）、軍委書記，成了軍級幹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緊緊跟了上來。到年底的時候，做了紅十二軍六十五師師長，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師師長。

這一年，他二十三歲，正是當代青年在大學校園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處投遞簡歷，為一張飯碗奔波勞碌，乃至淚眼婆娑的年紀。

一年過後，兩人還是老樣子，但也有不大的變化。

羅榮桓的軍委書記一職被林彪接了過去，成為第二號人物。粟裕則轉任紅四軍參謀長，做了三把手。

兩人開始在一個鍋裏吃飯，有了一段短時間的共事。後來的鄰居緣分，大概從這裡就開始結下了。

1932年，兩人依然保持原來的級別，不曾“進步”，具體職務則有些異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