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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部塌陷”現象到中部崛起的提出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13 日 | 文章來源:新華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西部和東3省相繼領政策之先。面對這一挑戰,中部地區情況如何?“不東不西,不是東西”——這句近似調侃的話表明瞭中部地區面臨的尷尬局面。

從縱向比較來看,中部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獲得了較快發展。但是,中部地區相對於全國總體水準或平均水準,特別是相對於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總量、發展水準、發展速度、“三化”(即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及結構變動等方面存在著明顯差距。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學界開始探討西部開發問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就發表文章,提出了要防止“中部塌陷”的預警。近20年之後,學者當年的擔憂變成了現實。

“中部塌陷”的3個主要表現

1.中部地區的經濟總量和總體發展水準不僅大大低於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而且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數據顯示,從1980年到2003年的20多年中,東部地區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從50.2%增加到了58.86%,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激增了7個百分點。而中部地區在全國範圍內的地位呈不斷下降趨勢。反映在每人平均GDP(即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水準上,1980年中部地區每人平均GDP相當於全國平均數的88%,1990年下降到83%,到了2003年只相當於全國水準的75%。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GDP差額比擴大了6倍。從居民收入看,2002年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城鎮居民收入中,中部地區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準低1369元,比西部地區低183元;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區、市)中,西部地區有2個,中部地區沒有1個。

“三農”問題突出,成為影響中部地區總體發展水準的一個重要因素。中部基本都是農業大省。1990年,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5個産糧大省的城鎮居民收入,為鄉村居民收入的2.07倍。到2002年則擴大到2.82倍,農民脫貧致富壓力大,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的社會矛盾,成為中部崛起的一個沉重負擔。

2.中部地區的發展勢頭和發展速度明顯低於東部地區,也低於西部地區。

西部大開發以來,中部原本落後的投資增長速度又大大落後於西部地區。1998年,西部地區固定資産投資增長31.2%,比中部地區高16.8個百分點。2001年1月~7月,西部地區投資增長20.1%,比中部地區高2.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成為全國投資的“鍋底”。

3.中部地區的“三化”進程即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不僅明顯滯後於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而且也滯後於全國平均水準。

第二産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業化進程的基本指標。全國該項指標為52.2%,中部6省為45%左右,中部地區比全國平均水準低了7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缺乏具有很強的綜合實力、帶動能力和輻射能力的經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沒有一個進入全國城市競爭力排名前10位。農村人口及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産業轉移的速度較慢。全國的城鎮從業人員中,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佔73.2%,中部地區僅佔52%。

“中部塌陷”的原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認為,導致“中部塌陷”,政策上的邊緣化是因素之一。但究其根本,是中部缺少大都市圈或者説中心城市經濟帶的帶動。中、東、西部地區城市化水準差別巨大,才是導致各地區發展無法均衡的根本原因。

今年兩會期間,很多代表委員認為,“中部塌陷”所以形成,投入不足是最直接的原因。據有關統計,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部地區大多數年份資本凈流入超過2000億元,而中部地區基本處於資本凈流出狀態。全國政協委員胡彪認為應加大中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的投入。

武漢大學教授伍新木把“中部塌陷”的原因歸結為:1.中部開放滯後,從而失去了發展先機;2.國家對中部缺乏傾斜政策,中部成為“政策洼地”;3.中部省份財政收入和上繳基數高,導致財力窘迫;4.根本的問題是發展不夠,而發展不夠又是因為搶抓機遇不夠,狠抓落實不夠,根本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夠;5.“四不夠”的原因在於不會用人;6.缺乏江浙人的創業精神。

中部崛起的提出

中部崛起針對的是“中部塌陷”現象。

2002年,十六大報告提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加強東、中、西部經濟交流和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經濟區和經濟帶”。中央對於中部的發展早有籌謀,只是在等待恰當的時機。

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概念。

在2004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現在次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中。會議提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結構調整的重大任務。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實現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00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抓緊研究制定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規劃和措施。充分發揮中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和綜合經濟優勢,加強現代農業特別是糧食主産區建設;加強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和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設;加快發展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産業;開拓中部地區大市場,發展大流通。國家要從政策、資金、重大建設佈局等方面給予支援。”(王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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