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帶給湖北的機遇
繼東部開放、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三大區域政策後,中央作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決策,“中部崛起”成為國家戰略。這一地區承東起西,連接南北,在中部六省中,湖北擁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
根據目前中國發展的經濟走勢,我預測未來20年,中國將經歷一場重化工業的階段。建國後湖北的工業基礎比較雄厚,擁有武鋼等一批大型國有企業,這場即將到來的重型化工業革命將為湖北的振興帶來機遇。在産業優勢上,湖北的機械製造業基礎較好,結合目前的光電子産業,可加強光、機、電一體産業化的力度和進度。
我要説的第二點是,中部崛起戰略中,湖北的企業要時刻建立“雙贏”的概念。商場不同於戰場的地方在於:今天的對手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合作夥伴,商戰中最好的結果是雙贏。我曾講過四次“龜兔賽跑”的故事:第一次,兔子因為睡覺偷懶輸掉;第二次,兔子沒有睡覺贏得了比賽;第三次,烏龜在終點附近設置了一條河作障礙反敗為勝;第四次,陸地上兔子背著烏龜跑,河水中烏龜馱著兔子遊,雙方同時最快達到終點。四次比賽放到商業競爭中的比喻,第一次是要懂得堅持,第二次則是把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第三次是要講求策略調整,那第四次則是講的雙贏了。湖北的自然資源和區位優勢比較明顯,黃金水道,魚米之鄉,人才高地……但這僅僅是湖北潛在的優勢,是在“中部崛起”戰略提出以前就已經具備的,只有將這些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湖北才能成為其中的受益者。而雙贏的基礎是相互信任,長久合作。在這裡,我送給湖北的企業三個建議:雙贏,誠信,學會“肥水流入外人田”。
第三,即使作為內地,市場也是可以培育的。沒有任何一個市場是一成不變的,它們都是動態的、發展的。我再講一個老套的故事:木梳廠派四個業務員去寺廟推銷梳子,第一個人無功而回,因為沒有和尚要梳頭;第二個賣了幾十把,他向和尚們反覆強調梳子有按摩頭皮的健康功效;第三個賣了幾百把,他説服了方丈把梳子放在寺廟供百姓梳理因上香朝拜弄亂的頭髮;第四個則賣了更多,他把梳子刻上有禪境的文字賣給寺廟,寺廟作為紀念品向外銷售。後者的成功在於,他把産品最原始的功能改變了,從而創造了一個新的市場。
湖北為什麼不能創造市場?每年到國慶節,旅遊的人群大量涌向張家界、九寨溝,相比之下,湖北的神農架卻遊客不多。並不是神農架的風光比這兩個地方差,更關鍵是市場的培育不夠。湖北歷史旅遊資源豐富,襄樊、荊州、赤壁、黃石一線完全可以好好開發三國旅遊資源,這些市場都需要地方政府整體策劃和推廣。
較之工業化初期,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這一時期,勞動力和土地的成本優勢有所下降,但也應該看到,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尤其是中部和西部省份,勞動力的成本仍相對較低,但勞動力品質卻顯著提高。武漢發展製造業基地,也應該成為全國熟練技術工人的生産基地,提高産品服務品質,面向廣闊的國內市場。
我在江浙一代考察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增長速度,浙江都沒有江蘇高,但我能明確地感受到,浙江人的口袋比江蘇人飽滿。為什麼?在浙江人看來,給別人打工總不如自己做實在,哪怕就是在後面老老實實學別人家。目前,湖北也面臨一個要“學別人”的問題,在現有經濟基礎比沿海落後的情況下,做“最好”也許不容易,而且成本太高,但選擇“次優”是可以做到的。“次優原則”也是經濟生活中我們普遍遵循的原則之一,內地省份更應學會運用。
解決農民問題是關鍵
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需要投資拉動是必要的,但經濟的長期增長依賴於這一地區大眾消費的拉動。中國的農村地區被譽為21世紀全球最大的金礦,全國的農村老百姓每人一年多買兩件衣服,中國的紡織品就不需要依賴出口;農村地區的家用電器消費如果上來了,中國的家電企業將更快發展。湖北是三農大省,農村人口數千萬,在鄂西北地區,農民的生活狀況還比較貧困,解決了農民問題,湖北的經濟會真正活起來。
根據我近兩年對各地農村調查的情況,中西部農村的生産模式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我發現,與上世紀50年代不同,規模化的新型“行業合作社”開始慢慢流行,幾百戶農民與企業簽訂供銷協議,訂單農業成為這些省份農村的主流經濟形式。在一些地區,能人經濟、科技特派員制度推行得也很快,勞動效率和經濟效益都得到顯著提高。新的《土地承包法》出臺後,一些地區的農民合理利用土地轉包、交換、出租、入股的權利,使得該地區的農業規模化經營成為現實。
伴隨著中國開放,農村進城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各方比較普遍的説法是“農民工”,但我認為這種稱呼是不恰當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著各地城市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進城務工的大多是壯勞力;90年代以後,外商加快在沿海投資建廠,大量農村女青年開始進城;再後來,農村的年輕小夥子們也大量涌進城市,這一趨勢加快了城鄉結構的變化。
很多人認為農民大量進城弊端很多,我認為這不是壞事。中國工業化的趨勢是這樣,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要遵循客觀規律。“亂”和“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現在的中國人口流動不是亂,而是更活了。1999年春節期間,我在湖南農村考察時,正遇到春節期間青年農民打工返鄉的情景,當時頗多感慨,即興作了一首《鷓鴣天·見湖南打工妹回鄉有感》:
小妹相迎小弟隨,村頭漸近步如飛。當年含淚離家去,今日笑擁結伴回。
豬崽壯,土雞肥,青磚紅瓦屋前堆。爹娘細問他鄉事,直至四更月已垂。
近年來,湖北、湖南都有大量農民常年外出打工的傳統,這些人在城裏不僅賺到了錢,也開闊了眼界,得到了提高,在20年前,這是無法想像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要有一個過程,農村的進步和崛起最終還是要靠當地農民的力量。
企業管理好才會真正崛起
中國古代洪水氾濫,直到大禹治水採用疏導的辦法,才把這一大患從根本上解決。在管理學上,疏導便是一種寬容,中華民族是一個寬容的民族,歷史上唐宋時期,連歐洲的幾支猶太人進入中國,都沒有保持其一貫的獨立傳統,最終被完全融入到當地的民族之中。對湖北企業家來説,寬容同樣是發展時期的基本要求,企業不僅要會用人之長,更要能夠容人之短,循序漸進,先做強,再做大。
在企業發展中,提醒企業要注重效率的雙重基礎: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産生常規效率;道德基礎卻能産生超常規效率。中國的抗日戰爭、建國後面對的特大自然災害都是發揮超常規效率解決問題的例子。廣東、福建一代的客家人能在改革開放後走向世界,與其一貫堅持的家族道德凝聚力是有關係的,人情和道德捆綁在一起産生的凝聚力是企業競爭力的根本。湖北人自古聰明,在集體企業中更要重視凝聚力的培養,培養員工的企業認同感。不管是企業還是社會,都是建立在互助、互信、互愛的基礎上,這其中道德力量的調節是不可忽視的。
我始終認為,管理的最高境界寓管理于無形之中,企業完全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決策,隨自身精力和財力的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前漢書》記載説,西漢時有個丞相叫丙吉,有一次他去長安城外視察,遇到路人爭執鬧出人命,有人得知丞相的轎子正在經過,便攔轎申訴,丙吉卻下令“繞道而行”;再向前走,遇到一頭牛躺在地上,精神萎靡,他馬上停轎仔細問明情況。難道丞相不關心百姓的死活卻關心一頭牛的死活?丙吉的解釋是:路人打架是地方官的職責,隨時都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而當時並非盛夏天氣,耕牛臥地不起,有可能感染了瘟疫,如果真是這樣,全國的農業收成就要銳減。
作為政府或是企業的領導人,他關心什麼,做出什麼決策直接影響到社會和企業的發展命運。管理中,最可怕的就是“權力+無知”,近年來,中國民營企業一批一批倒下,很多原因在於決策者聽不進不同意見,導致投資決策失誤。這個教訓,湖北的企業一定要記取。
我上次來武漢是在2001年,只有短短4年,武漢的變化就讓我很驚訝。中國的改革現在看仍然有很多問題,但過10年以後再看,説不定就都不再是問題了。我在東北中俄邊境考察時,黑河一邊的滿洲裏到處是工地,一派欣欣向榮;對面的俄羅斯小城卻一派冷清,沒有幾處新房子。中國的經濟能保持20多年高速發展的勢頭,這在全世界都沒有如此成功的先例。所以,我們要有信心,不僅是東部、西部和東北有信心,中部更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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