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帶給湖北的機遇

繼東部開放、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三大區域政策後，中央作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決策，“中部崛起”成為國家戰略。這一地區承東起西，連接南北，在中部六省中，湖北擁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

根據目前中國發展的經濟走勢，我預測未來20年，中國將經歷一場重化工業的階段。建國後湖北的工業基礎比較雄厚，擁有武鋼等一批大型國有企業，這場即將到來的重型化工業革命將為湖北的振興帶來機遇。在産業優勢上，湖北的機械製造業基礎較好，結合目前的光電子産業，可加強光、機、電一體産業化的力度和進度。

我要説的第二點是，中部崛起戰略中，湖北的企業要時刻建立“雙贏”的概念。商場不同於戰場的地方在於：今天的對手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合作夥伴，商戰中最好的結果是雙贏。我曾講過四次“龜兔賽跑”的故事：第一次，兔子因為睡覺偷懶輸掉；第二次，兔子沒有睡覺贏得了比賽；第三次，烏龜在終點附近設置了一條河作障礙反敗為勝；第四次，陸地上兔子背著烏龜跑，河水中烏龜馱著兔子遊，雙方同時最快達到終點。四次比賽放到商業競爭中的比喻，第一次是要懂得堅持，第二次則是把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第三次是要講求策略調整，那第四次則是講的雙贏了。湖北的自然資源和區位優勢比較明顯，黃金水道，魚米之鄉，人才高地……但這僅僅是湖北潛在的優勢，是在“中部崛起”戰略提出以前就已經具備的，只有將這些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湖北才能成為其中的受益者。而雙贏的基礎是相互信任，長久合作。在這裡，我送給湖北的企業三個建議：雙贏，誠信，學會“肥水流入外人田”。

第三，即使作為內地，市場也是可以培育的。沒有任何一個市場是一成不變的，它們都是動態的、發展的。我再講一個老套的故事：木梳廠派四個業務員去寺廟推銷梳子，第一個人無功而回，因為沒有和尚要梳頭；第二個賣了幾十把，他向和尚們反覆強調梳子有按摩頭皮的健康功效；第三個賣了幾百把，他説服了方丈把梳子放在寺廟供百姓梳理因上香朝拜弄亂的頭髮；第四個則賣了更多，他把梳子刻上有禪境的文字賣給寺廟，寺廟作為紀念品向外銷售。後者的成功在於，他把産品最原始的功能改變了，從而創造了一個新的市場。

湖北為什麼不能創造市場？每年到國慶節，旅遊的人群大量涌向張家界、九寨溝，相比之下，湖北的神農架卻遊客不多。並不是神農架的風光比這兩個地方差，更關鍵是市場的培育不夠。湖北歷史旅遊資源豐富，襄樊、荊州、赤壁、黃石一線完全可以好好開發三國旅遊資源，這些市場都需要地方政府整體策劃和推廣。

較之工業化初期，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這一時期，勞動力和土地的成本優勢有所下降，但也應該看到，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尤其是中部和西部省份，勞動力的成本仍相對較低，但勞動力品質卻顯著提高。武漢發展製造業基地，也應該成為全國熟練技術工人的生産基地，提高産品服務品質，面向廣闊的國內市場。

我在江浙一代考察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增長速度，浙江都沒有江蘇高，但我能明確地感受到，浙江人的口袋比江蘇人飽滿。為什麼？在浙江人看來，給別人打工總不如自己做實在，哪怕就是在後面老老實實學別人家。目前，湖北也面臨一個要“學別人”的問題，在現有經濟基礎比沿海落後的情況下，做“最好”也許不容易，而且成本太高，但選擇“次優”是可以做到的。“次優原則”也是經濟生活中我們普遍遵循的原則之一，內地省份更應學會運用。

解決農民問題是關鍵

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需要投資拉動是必要的，但經濟的長期增長依賴於這一地區大眾消費的拉動。中國的農村地區被譽為21世紀全球最大的金礦，全國的農村老百姓每人一年多買兩件衣服，中國的紡織品就不需要依賴出口；農村地區的家用電器消費如果上來了，中國的家電企業將更快發展。湖北是三農大省，農村人口數千萬，在鄂西北地區，農民的生活狀況還比較貧困，解決了農民問題，湖北的經濟會真正活起來。

根據我近兩年對各地農村調查的情況，中西部農村的生産模式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我發現，與上世紀50年代不同，規模化的新型“行業合作社”開始慢慢流行，幾百戶農民與企業簽訂供銷協議，訂單農業成為這些省份農村的主流經濟形式。在一些地區，能人經濟、科技特派員制度推行得也很快，勞動效率和經濟效益都得到顯著提高。新的《土地承包法》出臺後，一些地區的農民合理利用土地轉包、交換、出租、入股的權利，使得該地區的農業規模化經營成為現實。

伴隨著中國開放，農村進城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各方比較普遍的説法是“農民工”，但我認為這種稱呼是不恰當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著各地城市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進城務工的大多是壯勞力；90年代以後，外商加快在沿海投資建廠，大量農村女青年開始進城；再後來，農村的年輕小夥子們也大量涌進城市，這一趨勢加快了城鄉結構的變化。

很多人認為農民大量進城弊端很多，我認為這不是壞事。中國工業化的趨勢是這樣，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要遵循客觀規律。“亂”和“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現在的中國人口流動不是亂，而是更活了。1999年春節期間，我在湖南農村考察時，正遇到春節期間青年農民打工返鄉的情景，當時頗多感慨，即興作了一首《鷓鴣天·見湖南打工妹回鄉有感》：

小妹相迎小弟隨，村頭漸近步如飛。當年含淚離家去，今日笑擁結伴回。

豬崽壯，土雞肥，青磚紅瓦屋前堆。爹娘細問他鄉事，直至四更月已垂。

近年來，湖北、湖南都有大量農民常年外出打工的傳統，這些人在城裏不僅賺到了錢，也開闊了眼界，得到了提高，在20年前，這是無法想像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要有一個過程，農村的進步和崛起最終還是要靠當地農民的力量。

企業管理好才會真正崛起

中國古代洪水氾濫，直到大禹治水採用疏導的辦法，才把這一大患從根本上解決。在管理學上，疏導便是一種寬容，中華民族是一個寬容的民族，歷史上唐宋時期，連歐洲的幾支猶太人進入中國，都沒有保持其一貫的獨立傳統，最終被完全融入到當地的民族之中。對湖北企業家來説，寬容同樣是發展時期的基本要求，企業不僅要會用人之長，更要能夠容人之短，循序漸進，先做強，再做大。

在企業發展中，提醒企業要注重效率的雙重基礎：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産生常規效率；道德基礎卻能産生超常規效率。中國的抗日戰爭、建國後面對的特大自然災害都是發揮超常規效率解決問題的例子。廣東、福建一代的客家人能在改革開放後走向世界，與其一貫堅持的家族道德凝聚力是有關係的，人情和道德捆綁在一起産生的凝聚力是企業競爭力的根本。湖北人自古聰明，在集體企業中更要重視凝聚力的培養，培養員工的企業認同感。不管是企業還是社會，都是建立在互助、互信、互愛的基礎上，這其中道德力量的調節是不可忽視的。

我始終認為，管理的最高境界寓管理于無形之中，企業完全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決策，隨自身精力和財力的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前漢書》記載説，西漢時有個丞相叫丙吉，有一次他去長安城外視察，遇到路人爭執鬧出人命，有人得知丞相的轎子正在經過，便攔轎申訴，丙吉卻下令“繞道而行”；再向前走，遇到一頭牛躺在地上，精神萎靡，他馬上停轎仔細問明情況。難道丞相不關心百姓的死活卻關心一頭牛的死活？丙吉的解釋是：路人打架是地方官的職責，隨時都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而當時並非盛夏天氣，耕牛臥地不起，有可能感染了瘟疫，如果真是這樣，全國的農業收成就要銳減。

作為政府或是企業的領導人，他關心什麼，做出什麼決策直接影響到社會和企業的發展命運。管理中，最可怕的就是“權力+無知”，近年來，中國民營企業一批一批倒下，很多原因在於決策者聽不進不同意見，導致投資決策失誤。這個教訓，湖北的企業一定要記取。

我上次來武漢是在2001年，只有短短4年，武漢的變化就讓我很驚訝。中國的改革現在看仍然有很多問題，但過10年以後再看，説不定就都不再是問題了。我在東北中俄邊境考察時，黑河一邊的滿洲裏到處是工地，一派欣欣向榮；對面的俄羅斯小城卻一派冷清，沒有幾處新房子。中國的經濟能保持20多年高速發展的勢頭，這在全世界都沒有如此成功的先例。所以，我們要有信心，不僅是東部、西部和東北有信心，中部更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