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獲悉，已上報國務院的有關城市醫療服務體制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中，已經明確將大力發展社區衛生服務作為城市醫療服務結構的調整重點，以此來構建城市醫院與社區衛生站分工合理、配合密切、互為補充、雙向轉診的新型城市服務體系。

今年10月，北京市東城區作為改革試點，將率先啟動社區衛生服務站的全面改革。試點啟動前夕，本報記者對東城區，及北京其他一些社區的醫療服務進行了深入調查。

9月15日早上7點多，北京小黃莊社區衛生站站長趙林就趕到社區的文化室，開始佈置活動。這個只能容納六七十人的文化室，擠進來了近百人。門外還有人陸續趕來排隊，等大夫抽血化驗以後，他們只有找個角落站著聽報告了。

這是和平裏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小黃莊站為社區居民舉辦的健康教育活動，按計劃每月至少一次，當天的主題是糖尿病人如何合理膳食。

“我們站總共8個人，4個大夫，4個護士，人手很緊張。像這樣出力不創收的事，只有我來做了。”趙林説話時，臉上略顯疲容。

小黃莊衛生站地處東城區與朝陽區交界處的小黃莊前街，轄區面積1.8平方公里，負責興化西裏、化工大院、小黃莊、安貞院、和平裏七區等五個居委會29783人的社區衛生工作。

“像這樣的社區衛生站，全北京大大小小有600多個，每個衛生站負責3萬至5萬人。”北京市社區衛生協會會長郝東升説，這些站絕大多數是由各區一級醫院和二級醫院組建的，只有在朝陽、豐臺、石景山和海淀有極個別站是私人投資，佔總數不到1％。

而“發展社區衛生服務應該是國家醫療體制改革的一個戰略重點。”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侯岩説。在上報國務院的有關城市醫療服務體制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中（以下簡稱意見），也提出城市醫療服務體制改革的重點，就是大力發展社區衛生服務等基層醫療機構。

10月，北京市東城區作為改革試點，將率先啟動轄區內社區衛生服務站的全面改革。對趙林和她的衛生站來説，深入居民小區的健康教育和疾病預防活動將成為今後工作的主要內容，她們的身份和命運也將隨之發生質的變換。

工作六位一體

小黃莊衛生站隸屬於北京市和平裏醫院，始建於1998年9月，是和平裏醫院組建的第一個社區點。和平裏醫院是東城區的二級醫院，按政策部分轉制（一級醫院全部轉制），目前共建了小黃莊、民旺、航星、建研院、和平裏、安德路和中街等7個社區衛生站，每年僅房租支出就需50多萬元。

“國家規定原則上一個街道設一個社區衛生中心醫院，每3～4個社區設一個社區衛生站，和平裏共26個社區，這7個站基本可以滿足居民就近看病的需要。”和平裏醫院社區部副主任張亞蘭説。

“小病到社區，大病進醫院”，分流三級醫院的門診壓力，保證居民就近得到有效治療，是社區衛生站的一個基本職能。

中街衛生站站長孫素英説，衛生站還負責給每位病人建立個人健康檔案，中街站自成立至今，已建檔3990份。“他們走在大街上，我一眼就能叫出名字的有好幾百人。”

中街衛生站門面並不起眼，也不臨街，建在小區裏，面積僅130平方米左右。記者到府採訪時，輸液室裏有七八位老人在輸液，最大的82歲，最小的72歲。

但是就近看病並不是社區站衛生工作的全部內容，甚至還算不上是最重要的內容。“社區站的工作是六位一體，預防、治療、健康教育、康復、保健，還有計劃生育，這是國家給社區衛生站規定的必須要盡的基本義務。”孫素英説，預防才是衛生站要做的頭號工作。

“非典以後，人們已認識到公共衛生屬於政府行為，哪些屬於公共衛生，哪些屬於個人醫療，今後的區分會越來越清楚。”在郝東升看來，社區衛生站就是公共衛生的網底，所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衛生的職能最後都要通過它來落到實處。這應該是社區衛生站工作繁雜的根本原因。

對此，孫素英深有同感，她和趙林一樣，都是臨床大夫出身，到社區衛生站工作以後，六位一體的繁雜工作佔據了她們的主要精力，用於治療的時間都不到50％。

生存仍是大問題

“大部分社區站都是虧的。”一位在社區衛生站工作的大夫説。這位大夫每月收入兩千元左右。“這與我的職業不相稱。”

“我們幹的六項工作中，只有治療是有收入的，其他全部是盡義務。”孫素英説，但中街站的財務收支基本持平，養活自己不會有問題。

這主要得益於中心醫院的大力支援。和平裏醫院目前7個社區站，收支基本持平。“我們是二級醫院，與一級醫院相比，技術上沒什麼問題，容易取得患者的信任。”社區部副主任張亞蘭説，中心醫院和各社區站實行一體化管理，從人員、技術到後勤保障，全部一體化。不但社區站的大夫定期到中心醫院進修，就連醫院提拔幹部，先到社區工作也成了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

社區居民密度大、都能享受到醫療保險也是和平裏醫院各社區站總體持平的一個重要條件。以中街社區站為例，享受公費醫療和醫保的佔到全部就診者的90％以上。

藍本本也有不管用的時候。今年7月1日，北京市有關部門出了一道禁令，不準社區衛生站以中心醫院的名義開具發票。中街社區站的門診收入應聲下跌。“我們1月份的門診收入是19萬，6月份是24萬，上半年平均每天接診五六十人，最高時門診收入達26萬，禁令執行以後，病人都被趕到大醫院去了，7月份收入降到13萬，8月份是14萬。”孫説。

社區衛生站的治療費用報不了，不但影響衛生站的收入，也急壞了經常來看病的老年患者。惟一的辦法是找社保局修改藍本本上的定點醫療機構。和平裏六區的中石化總公司退休老幹部王修業，原來填報的定點醫院是北京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和平裏醫院和安貞醫院，得知消息後趕緊找人，把北京醫院換成了和平裏中街社區衛生站。“我們樓上100多個人都換了。”他説。

用藥限制也是社區衛生站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根據有關規定，醫院級別不同，大夫能開的藥品也不一樣，級別越高，允許用藥的範圍越大。很多病人在大醫院治病開藥，出院後需繼續用藥，但有些藥在社區站卻拿不到。

“用藥局限是一個普遍問題。10月份可能會放開一批藥，社區站可新增200個用藥品種。”張亞蘭希望此舉能從根本上解決社區衛生站的用藥問題。

東城試點10月啟動

在有關部門醞釀藥品放開的同時，東城區也在醞釀一項改革———將全區二十多家社區衛生站收歸衛生局統一管理。

“這是東城區的一項試點，方案已經批下來了，如果做得好會在全國推廣。”趙林説，東城區衛生局負責這項工作，目前已經籌集好人員，估計10月份會動手實施。

東城區衛生局社區辦王建輝主任證實了這一説法。他説，由衛生局牽頭，將組建一個社區衛生服務管理中心，對區域內的社區衛生站統一進行規範管理，如果可行，下一步會在全北京推廣。

據社區站的工作人員透露，收歸衛生局統一管理後，他們的工資將由政府來發，衛生站的工作重點將由治療轉向健康教育，以預防為主，當然也不會有創收任務。

“在中心醫院的支援下，我們肯定能養活自己。但是政策不允許我們這樣想。”現在，突然要將社區站轉給衛生局管，孫素英似乎還沒有做好準備。她們站7名工作人員（4名大夫，3名護士），門診收入去年是200萬，今年上半年是110萬元，扣除每年10萬元的房租費用，獨立生存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中街站轄區內有五個居委會，共20400人，片區內另有一個私人投資的盈利性醫院，但孫並不擔心相互間的競爭。“我一點都不擔心病人會跑到那邊去，我們幾個人都很有信心。”

“我覺得那樣也挺好的，至少沒有經濟壓力了。”趙林説。雖然和平裏醫院一直沒有給站裏創收任務，但她清楚，醫院本身沒有其他經濟來源，全靠治療創收。

收歸衛生局統一管理，對社區站來説，還可以解決目前婆婆太多的多頭管理問題。“社區站別看地方不大，人員不多，上面的婆婆可多了，除了和平裏醫院，我們還要聽衛生局、疾控所、健康教育所的。”

“社區診斷包括了社區基本的人員情況、職業構成、學歷構成、民族構成、出生率和死亡率，還有疾病的死因順位，這是政府規定的一件很繁瑣的事情，資料很難掌握。兩三年下來，我們已經建了3990份檔案。”翻著厚厚的檔案冊頁，孫素英不無感慨地對記者説。

建立社區健康檔案，目的是預防疾病。“我們也知道預防很重要，但現實是社區裏上千名病人，天天要看病，堵在衛生站裏，什麼也幹不成。”這時候，作為站長，孫兩頭為難。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政府投入不足。《意見》已要求財政部門根據社區衛生站的服務人口安排經常性工作經費和專項經費補助，這筆補助各地因時制宜。郝東升會長説：“社區衛生站為什麼不叫社區醫院，就因為它以公共衛生為主，醫療只是一個切入點。上海的社區衛生站從來不看病，因為政府的投入很高，社區居民按人頭算平均每人25元，而北京才5元。”

據郝透露，北京市財政也在考慮加大投入，就此專門開會研究過，衛生部也準備出臺配套政策。“但要協調好各方面利益，談何容易。”郝認為，追加投入在短期內還難以到位。(本報記者 李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