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人常説他們是從自己的經驗中進行學習。我卻認為利用別人的經驗更加好些。”這是普魯士俾斯麥説過的一句名言。20世紀50年代英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正是吟誦著這一名言，將從西元前五世紀以來的世界戰爭史上的戰略逐一進行研究，提出了對西方軍界影響至深的“間接路線”的“大戰略”。今天，當我們面對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挑戰時，特別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60週年之時，更有必要學習二戰中各國的歷史經驗。

當今如何迎接資訊化條件下的新軍事變革，儘快加速軍事轉型遂成為焦點話題，“資訊化”、“一體化”、“跨躍式發展”、“非線式”、“非對稱”、“非接觸”等成了高頻率的主題詞，在這種情況下，再大談二戰似乎成了不合時宜的歷史話題。然而，正如《戰爭藝術概論》作者、軍事家約米尼言“所有軍事藝術的奧秘正在於軍事歷史”。第二次大戰作為機械化軍事變革的巔峰之作，堪稱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61個國家和地區，20多億人口被捲入其中。戰爭的慘烈性、複雜性、廣泛性都前所未有，無數血的教訓寫就機械化軍事變革中的經驗教訓。縱使半個多世紀的時光流逝，縱使資訊化軍事變革已然來臨，但須知：機械化戰爭以機動力、火力為特色的形態並未在戰場上消失；資訊化軍事變革並未徹底拋棄機械化戰爭的所有衣缽，是有繼承有發展的揚棄；資訊化戰爭並不意味著變成了電腦遊戲般的戰爭，仍是以戰場機械力為主解決戰爭。

對於中國這樣正處於半機械化、機械化發展階段的國防來説，更有必要學習二戰時期的軍事變革。

二戰時期機械化軍事變革是世界範圍的事，因此自當以世界的眼光來研究這一問題。包括中國的抗日戰爭也有必要放在世界的視野中來研究，正如毛澤東所説的，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國的事，也是東方的事，世界的事。放在世界的範圍來研究，讓人感到新意迭出，啟示深刻。在中外比較研究中可以思考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中國抗戰與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相互支援；準確定位我國抗戰的地位與作用；勿庸置疑，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特別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浴血奮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但要放在世界的大視野中，清醒地認識到當時我在軍事上與世界的巨大差距，才便於我們吸取國防和軍事上的歷史教訓。在太平洋戰場和歐洲戰場上，一次大的戰役，盟軍通常以2000架至7000架的飛機支援下，編組成數十萬人的集群力量，動輒以十萬計地消滅敵軍。盟軍作戰上如此氣勢恢弘的勝利，正是得益於美國、蘇聯、英國軍隊在軍事變革中的豐碩成果，在作戰理論、編制體制、武器裝備、教育訓練等方面對軸心國形成了全面的優勢。

二戰的戰爭進程與結局，與經典作戰理論的認識和運用緊密相關。這些理論主要是空中制勝論、海軍制勝論、機械化戰爭理論、閃擊戰理論、人民戰爭理論等。義大利的杜黑在《制空權》一書中提出的空中制勝論，對英美軍隊影響深遠，兩國都建立了龐大的空中力量，特別是戰略轟炸部隊，對奪取制空權，削弱德國、日本的戰爭潛力，加速戰爭進程起到了重大作用；而法軍由於墨守成規，對飛機的重要作用認識不足，以至在二戰中空軍無所作為美國的馬漢少將提出的海權論，為英美兩國接受，兩國都注意壓縮陸軍比例，傾力打造海軍力量，因而在二戰中其海軍大顯神威，得以迅速奪取制海權，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奪取太平洋戰爭的勝利。而德國卻因對海軍建設重視不夠，僅靠鄧尼茨潛艇戰獨撐危局，制海權的喪失便成必然。富勒、戴高樂等的機械化戰爭論，提倡建立機械化軍隊。這一理論為德國吸收併發展為閃擊戰理論，在二戰初期幾乎無往而不利。

與軍事思想還有軍隊的編制體制。變革相應的武器裝備作為軍事變革成果的一大標誌，在二戰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德軍在發起對法戰爭時，其坦克並不佔優勢，英法聯軍使用的裝甲車共約4000輛，而德軍當時所有的裝甲車只有2800輛，可用於進攻的不過2200輛，但德軍依靠合理的編組和陸空協同。彌補了裝備不足的問題，打敗了英法聯軍。但當德軍面對戰爭潛力更加強大的蘇聯時裝備不足的弊端便日益嚴重了，以至於希特勒曾向古德里安嘆到：“如果我早知道你説的俄國的坦克數字是真實的話，我也許就不會發動東線戰爭了！”

軍事變革的結果反映在教育訓練上，即以新式武器、新的編成演練新的戰法。

前世之事，後世之師，我們不可忘記：法國軍隊雖然武器裝備先進，但因軍事革命中的落後，導致在39天內即敗于德國。波蘭軍隊由於遠未完成軍事革命，騎兵用刀劍向德軍裝甲部隊衝擊，其結果是“內燃機還是戰勝了馬匹，大炮還是戰勝了長矛”。列寧説得好：“戰爭的考驗，也像歷史上各種危機，人們生活中的各種災難和各種變革的考驗一樣，可以使一些人變得遲鈍，完全變態，但同時卻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鍛鍊。”讓我們從二戰的機械化軍事變革中吸取歷史教訓，儘快完成歷史的跨越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