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交戰國中,日本是唯一在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和生物(細菌)武器的國家。其他主要參戰國如美國、英國、蘇聯、德國等,均有生産生化武器的手段,或是開發這種非常規武器的應急計劃,並有一定數量的貯備,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敵對國使用過生化武器。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侵華戰爭期間,公然違反國際公法,在中國大量研製和使用生化武器,進行化學戰、細菌戰,野蠻、殘忍地屠殺中國人民。
在戰爭中使用毒害人畜、毀滅生態的有毒物質稱軍用毒劑,裝有軍用毒劑的炮彈、火箭彈、導彈、地雷等,則統稱化學武器。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治療毒劑或化學武器對人的傷害的有效療法和藥劑。正因為化武的危害極大,所以,它與核武器、生物武器並列,成為國際社會有關條約中禁止使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早在1925年6月17日,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的“管制武器、軍火和戰爭工具國際貿易會議”上,就通過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亦稱《日內瓦議定書》), 1928年2月8日生效,無限期有效。日本是37個簽署國之一。
但是,日本政府為了擴大對外侵略戰爭,從1927年起就秘密指令其軍隊在廣島縣大久野島製造化學武器。經過兩年時間,日本陸軍將大久野島上的居民全部遷走,將整個海島建成了規模龐大的化學毒劑和化學武器生産工廠。大久野島的毒氣工廠是日本最大的化學武器工廠,約有6000名工人,其中大多數是中國和朝鮮的強制勞工。化學武器毒氣的研究開發是由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負責的,它生産了巨量的毒氣、信號彈、管式炸彈以及氣球炸彈,但最優先的任務是生産引起戰鬥力喪失的毒氣IPELIT。此外,日本還有多處化學武器製造設施,如神奈縣寒川町的海軍兵工廠、築地的海軍技術研究所和福岡的曾根兵器製造所等。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14年裏,侵華日軍先後在我國的敦化、海拉爾、太原、宜昌、濟南、南京、漢口、廣州等處,設立製造毒氣的工廠或化學武器的裝配廠;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駐紮有從事化學戰爭的部隊。吉林省敦化是日本在中國最大的化學武器生産中心,它生産化學武器的數量超過了日本大久野島化學武器工廠;規模次之的則是內蒙古海拉爾的化學毒氣廠,20世紀90年代,海拉爾地區已發現超過一萬人以上的中國人、朝鮮人和蘇聯人等死於日軍的化學毒氣戰。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先後在我國14個省、市,77縣、區,使用化學武器1131次,中毒死亡者3100多人。據美國生化武器防衛研究主任、化學戰研究領域的國際一流專家本傑明·C·加瑞特博士的統計,他認為侵華日軍在化學武器中使用了6種毒氣:碳酰氯、氫氰化物、溴氰化物和氯乙酰苯、二苯基氰胂和二苯氯胂、三氯化胂、芥子氣和糜爛性毒氣。日本在中國的化學戰導致中國的受害傷亡人數,遠遠高於中國方面的統計,他認為日軍在中國使用化學武器達2000多次,造成10萬多名中國軍人和平民的死亡。
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在中國居民區及敵後戰場和正面戰場頻繁使用化學武器,進行化學戰。據不完全統計:
1938年7月,日軍在山西夏縣一帶的村莊水井內投放毒藥,當地農民至死者2000余人。
1939年4月,八路軍第120師等部在河北省河間縣齊會地區對“掃蕩”日軍進行圍殲作戰,期間遭到日軍第27師團第3旅團發射毒氣彈攻擊,賀龍及第120師司令部20余人中毒。
1940年5月,日軍獨立混成第10旅團迫擊炮大隊在山東泰安縣紅山戰鬥中發射毒氣彈,致使我抗日官兵300余人中毒身亡。
1940年8月,在八路軍進行的“百團大戰”中,日軍施放毒氣11次之多,致使八路軍10,000余名官兵中毒。同月,在山東嶧縣朱溝戰鬥中,日軍使用“窒息性”毒氣彈,使八路軍350余名官兵及許多村民中毒身亡。
1941年9月,日軍第137師團第375聯隊在河北省宛平縣杜家莊施放毒氣,傷害學生和居民400多人。
1941年10月,日軍在宜昌戰役中兼用毒氣炮彈和毒劑炸彈,造成國民黨軍1,600人中毒,其中600多人死亡。
1942年,日軍為了摧毀冀中軍民創造的地道戰術,于5月28日在河北定縣坦村的地道內施放大量的窒息性毒氣,致使躲藏在地道內的800多名老幼婦孺中毒身亡。戰後,日軍第59師團第53旅團少將旅團長上坂勝供認:是他親手製造了殺害800多名和平居民的大慘案。
1943年5月,日軍第222聯隊在山西遼縣的麻田至河北涉縣的河南店約25公里的公路上,向其一帶的村莊水井、水池投放毒劑20余箱,使八路軍120多人中毒,中毒身亡的群眾達300余人。
1943年11月初,日軍向常德進攻時,施放毒氣80余次,中國軍隊中毒傷亡1,000余人。
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廣泛使用化學武器的次數及傷亡人數,到目前為止,仍然難以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