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徵地農民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到底受益多少？以形形色色的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為龍頭的地方經濟增長模式帶來的是否是健康的城市化？農民土地被徵後的後續工作中有哪些突出的難題，做好這些工作有什麼意義？

妥善做好農民土地被徵的後續工作是“三農工作”的重要內容。據有關專家介紹，1987年至2001年，全國依法徵用耕地2400萬畝以上，至少3400萬農民因此失去或減少土地。如果考慮違法佔用耕地，目前失地或部分失地農民的數量可能高達4000—5000萬人。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失去或減少土地的農民將超過7800萬人。如果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用地指標突破，違法用地得不到控制，失地農民這一群體就會更龐大。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年底發佈的《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中預測，農民失地引發社會矛盾排在困撓中國的六大問題之首。據筆者2005年1月在一個區級信訪機關的接待情況來看，5個多小時共接待群眾信訪10批次，其中與農村徵地有關的有4批次。這部分地可以説明，目前農民尤其是相對發達地區的農民的信訪重心已經從農村稅費負擔轉到土地徵用引發的系列問題。失地農民獲得的往往是一次性數額不等的補償，但是被徵用土地隨後産生的增值收益中，失地農民很少能夠參與分配。而且，目前農民土地被徵後的工作也沒有完全跟上。社會不平等程度上升不應該是經濟高增長付出的社會代價。妥善做好農民土地被徵的後續工作是今後“三農工作”的重要內容，是統籌城鄉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

農民土地被徵後要解決的主要難題可以分為四大塊。第一，農民的轉崗就業工作。由於種種原因，如部分失地農民的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偏低，年齡偏大，城市就業壓力的客觀存在等等，失地農民的轉崗就業難問題很突出。目前地方上主要採用兩種方法來解決失地農民的轉崗就業問題，即招工安置和就地安置。但從實施情況來看，效果並不理想。招工安置面相對狹窄，而且企業往往有一定的用工要求；就地安置短期效果顯著，但有的接收企業本身市場競爭能力差，有的甚至瀕臨倒閉和破産，實際上缺乏消化如此多的失地人員再就業的能力。從一些地方反映的情況來看，不少通過這兩種方式暫時解決就業問題的農民，在以後的企業人員競爭上崗中往往處於被淘汰的劣勢。同時，在一些相對發達地區，也存在著部分失地農民不願意從事相對辛苦而報酬又低的工作，主要依靠土地補償金或者徵地安置房的出租費度日的現象。

第二，社會保障工作。社會保障是對公民面臨各種風險、危機的防範保護，尤其是對社會困難群體的社會安全網和保護傘。與城鎮居民一樣，農民包括失地農民應該是享有社會保障的主體。隨著各地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還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這一特殊的保障，進入到失地行列，如果不能探索出有效的方法，建立起門檻低、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障體系，將有可能成為影響未來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並不平衡，不同地區農村集體經濟和農民個人的經濟能力相差懸殊，同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也不盡相同，這就增加了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實際操作難度系數。

第三，與有關政策的銜接工作。在東部發達地區的一些靠近城區或者鄉鎮政府所在地的行政村中，由於集體土地大量被徵，每人平均耕地數量很少，已經符合撤消行政村建制的要求，因此，有的地方在完成村級集體資産股份制改造之後，實行撤村建居，也就是將建成區中的行政村農民一次性轉變為城市居民，被撤消的行政村一般就近合併或者新建成社區居委會。這時就存在著與有關政策的銜接和協調工作。如原村委會和居民委員會的組織結構以及人員配置的協調問題，集體房産和村民住宅處理問題，戶籍管理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等等。

第四，社區認同意識的培養和形成。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靠近城區的鄉鎮，一些原有的行政村在城市化過程中通過興辦集體企業、土地出讓等多種方式，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集體資産，農民享受的集體福利水準比較高。而且這部分農民在失去土地之後，很大一部分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由一産向二産和三産的轉移，但在撤村建居的過程中，不少居委會仍然沿用舊的農村管理體制，“洗腳離田”的居民仍然保留舊的生活習慣和思維習慣。與居委會中的原有居民在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別，相互之間的溝通很少，彼此的利益共同點一時之間很難形成，所以難以在心理和感情上産生認同感，因此也談不上進行有效的社區管理和社區建設、社區自治。以形形色色的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建設推動的城市化不一定就是健康的城市化，如何培養和形成共同的社區認同意識，最終通過社區成員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約束，來提高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綜合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同樣是農民土地被徵後要解決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