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是人的思想作風在文章和講話中的表現,就一個時代來説,如果思想意識和社會風氣出現不良傾向,文風就會顯出某種病態。就一個政黨而言,如果黨風、學風出了問題,文風上就會表現出相應的痼疾。現在的文風問題,更為突出、更為值得重視的是説假話,表現形式大致有以下六種:
一、臺上講官話,台下説鬼話
有的人在公眾場合的講話,義正詞嚴,像模像樣,既表現了對理想、信念的堅持,也表達了對中央精神的認同,令人肅然起敬。但在私下裏,在小圈子內,卻是另一副面孔,另一套話語。不僅言不及義,語言低俗,而且江湖話語隨口而出。有一位縣級市的副書記在與一位“小姐”鬼混時,電視上正好在播放他的嚴肅講話,他號召廣大幹部搞好“三講”,做到拒腐蝕,永不沾。“小姐”誇他,他竟然説他的話是糊弄洋鬼子的,他和“小姐”做的事情,才是在享受人生。(參見《檢察風雲》2005年第3期)這種官場講官話,私下裏説鬼話的人,無疑不是個別的。有些混跡于官場的投機者,他們對共産黨的理想、信念,本來就是極度蔑視的,但在公開場合,又要裝出一副信奉的樣子。於是便出現了臺上和台下截然不同的語言。
二、口言善,身行惡
有的人,言與行嚴重背離,完全是古人所説的“言虛行偽”,“高論而相欺”。原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高勇曾説:“領導幹部一定要用好‘三盆水’:一盆用來洗頭,保持清醒和與時俱進的思想;一盆用來洗手,拒腐蝕永不沾;一盆用來洗腳,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北京晚報2005年7月1日》這話聽起來像是一份廉潔自律的心得。但當其行動起來時,卻敢貪污受賄2167萬。
有的貪官言與行分離已經到了十分出奇的地步。成克傑曾説:“想到廣西還有l00萬人口沒有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一副“先天下憂而憂”的面孔。還有貪官出版專著,書名居然《反腐敗論》,簡直是曠世奇聞。
深圳一位貪官,平時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談做人,談道德,自稱“著述甚豐”。他有一篇題為《廉者常樂》的文章,感悟頗深,大有清者之狀。此人在敗露之前,接受記者採訪仍大談學習的好處,説什麼“多學習,就知道我們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多學習,就知道有些事可以幹,有些事不可以幹。”甚至還説:“有的人腐化墮落,在臺上卻誇誇其談,誰會聽這樣的人講話?(《深圳週刊》1999年11月8日)人們在聽其言、未觀其行時,會在心裏説:“善哉,此言。”而在既聽其言,又知其行後,人們則會感嘆自己缺少一雙慧眼。
以善言偽裝自己的人,是極為危險的。正如荀子所説:“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
三、謊言連著謊言,一謊到底
一個人做了壞事,如不想主動認罪,就勢必選擇瞞和騙。古有“本源穢者,文不能凈”之説,換個説法,就是“本源偽者,言不能真。”違法者一旦被人告發並受到上級部門查詢,他們除了竭力堵住已出現的“缺口”外,就只能乞求於語言上的伎倆,將自己偽裝成清白。為了使謊言不被識破,又會不斷編出新的謊言去圓前面的謊言。
1995年,河南省貪官曾錦城在受到調查時,寫信給省紀委,矢口否認有受賄之事,並保證絕不向組織講假話。為了讓上級部門相信,他竟然咬破手指,在信中按了幾個血印,寫上“血印”二字。(《南方週末》1999年4月24日)否認受賄已是假話,接下來的保證不説假話和按“血印”,都是為了圓頭一個假話。這一非常之舉,倒讓人想起白居易的兩句詩“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偽言巧似簧。”
1999年,程維高在“三講”自述中向中央和河北省的幹部説:“我從未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沒搞經濟營利活動,沒有假公濟私、化公為私,沒有借選拔幹部之機謀取私利。”(《書摘》2004年3期第19頁)貪官們對人民要求回答的問題,均用了斬釘截鐵的語言,不是“從不”,“從未”,就是一連串的“沒有”。看起來絕對是高標準、嚴要求。看來,要研究説假話的文風,貪官們的“三講”自述和述職報告是一大看點。
四、避實就虛,不吐真情
在人們的理念中,通常都未將“知情不報”、不説實話與説假話聯繫起來。當事者也常認為反正自己沒有做壞事,只是出於利害上的考慮,把自己知道的情況隱瞞起來,算不上大錯。其實,你不主動講述實情是一回事,而當有關部門向你了解、詢問時,你仍然三緘其口,推説不清楚,這就具有欺瞞的性質。
一些幹部在面對巡視組、事故調查組和媒體的詢問時,不講真話,問東説西,支吾其詞。儘管這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説假話,但卻有著相同的性質。其作用和後果都是影響真相的揭露,庇護了壞人壞事。
在民主評議會和民主生活會上,也存在不説真話的情況。常常是為了不得罪人和不影響自己的前途,而有意避開鋒芒或只説些不溫不火的話,僅及皮毛;或大談成績,不談問題;或議論飛揚,不著邊際。
不説真話的原因雖然各不相同,其表現形式和程度也有差異,但他們在事關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上,推卸了自己應有的責任,有違自己信奉的理想和信念,而且,在品質上也缺少做人的真誠。
五、空話大話,言不顧行
大話空話的基本特徵是:神聖的話,莊嚴的話,説了不去實行,光説不做。有的人對“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知講了多少次,一進入做官的狀態,就高高在上,不管人民疾苦,大權獨攬,不受監督;有的人口口聲聲説自己是“人民公僕”,天天講“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但行動起來,卻是熱衷於“傍大款”,有些甚至成了不法“大款”的“忠仆”;有的人在學習“兩個務必”時,也承認艱苦樸素的作風不能丟,但在購置公務用車的問題上,卻是非進口車、高檔車不坐。辦公樓也是越氣派越好。
空話大話的文風,導致生活中説一套、做一套的事情屢見不鮮。數年前,曾發生過一件怪事:國家電力系統在武漢召開個會議,三天之內,極盡奢華,每人平均花費2.4萬元,事後又修改賬目,企圖掩蓋事實真相。而這次會議,居然是在“強化幹部管理,提高幹部素質”的名目下召開的。(《黨政幹部文摘》2004年8期21頁)
由於社會分工的不同,決定了有的人動口和動筆的機會要比別人多,但這絕不能成為光説不做的藉口,不能由此産生“説是我的事,做是你的事”的錯誤心理。從分工的角度説, “説”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做”,但從社會生活準則的角度説,你要別人做到的,也正是你自己首先要做到的。否則,你就會流於説大話空話。此外,如果領導者對制定和講解準則、條例的事,可以做得有聲有色,而對執行和督察的事,卻是軟弱無力或不聞不問,那麼,空話大話也就有了立身之地。
六、成績誇大,問題縮小
魯迅在談到外國人不滿于中國文章之誇大時説,我們對一些文章所言之事,須或將言大者“打一個對折”;或“將少的增多,無的化有”;或“將有的化無”,“看成白紙”。經過一番“取消和折扣,這才顯出幾分真實”。(《文學上的折扣》)現在,仍然有人説,看待中國的事,要用加減法。有人甚至説,現在的中國是“缺少誠信的社會”。
人們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是統計數字弄虛作假,或篡改、編造或虛報、瞞報。有人説,“統計數字是個橡皮囊,要多大有多大。”今年8月,四川省發起整治統計數字作假的“統計風暴”,對未填報、虛報、瞞報的單位,一一作了曝光。
統計數字可以誇大和縮小,向上面呈報或通過媒體向人們報告的當地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情況以及有關事故的消息,不但可以讓成績誇大,問題縮小,還可以玩更多的花樣,或是把不足和缺失,説成圓滿。如有的地方出了事故,明明是監管不嚴、疏于防範,偏要説成是管理上已想盡各種辦法,用了不少心血,已將事故減少到最小範圍;或是對事實進行篡改。如將大事故改成小事故,將死亡人數改到不過線的程度;或是轉移視線。如有意避開事故發生的細節、損失和原因,轉而大談、大書搶救的過程和管理部門的應急反應,以及事故發生後的好人好事。
不難看出,上述説假話的文風,與思想意識、黨風、學風方面的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儘管其表現形式、性質和程度不盡相同,但都是缺乏誠信,都是“以言欺人”。在六種假話中,前三種採自貪官們的舌與筆,性質和程度都極為嚴重;後面三種採自一般講話和書面材料,其性質和程度也不可等閒視之。這些假話就其特徵而言,又可分作蓄意講假話(三、六)和習慣性假話(一、二、四、五)兩種。前者有著清晰的思想意識根源,對自己為什麼要説假話的目的明確。後者有思想意識的根源,但自己似乎不很清楚,因習慣於按照錯誤的經驗和不良的社會習染行事,總以為大家都這麼做,説假話時也幾乎沒有內心的不安。
有人説:“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由於“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常常讓文章和講話的真假難於辨識。謊言終歸是不能持久的。但如何才能在事情敗露之前,便能識其真偽?這是我們應當著力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