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是人的思想作風在文章和講話中的表現，就一個時代來説，如果思想意識和社會風氣出現不良傾向，文風就會顯出某種病態。就一個政黨而言，如果黨風、學風出了問題，文風上就會表現出相應的痼疾。現在的文風問題，更為突出、更為值得重視的是説假話，表現形式大致有以下六種：

一、臺上講官話，台下説鬼話

有的人在公眾場合的講話，義正詞嚴，像模像樣，既表現了對理想、信念的堅持，也表達了對中央精神的認同，令人肅然起敬。但在私下裏，在小圈子內，卻是另一副面孔，另一套話語。不僅言不及義，語言低俗，而且江湖話語隨口而出。有一位縣級市的副書記在與一位“小姐”鬼混時，電視上正好在播放他的嚴肅講話，他號召廣大幹部搞好“三講”，做到拒腐蝕，永不沾。“小姐”誇他，他竟然説他的話是糊弄洋鬼子的，他和“小姐”做的事情，才是在享受人生。（參見《檢察風雲》2005年第3期）這種官場講官話，私下裏説鬼話的人，無疑不是個別的。有些混跡于官場的投機者，他們對共産黨的理想、信念，本來就是極度蔑視的，但在公開場合，又要裝出一副信奉的樣子。於是便出現了臺上和台下截然不同的語言。

二、口言善，身行惡

有的人，言與行嚴重背離，完全是古人所説的“言虛行偽”，“高論而相欺”。原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高勇曾説：“領導幹部一定要用好‘三盆水’：一盆用來洗頭，保持清醒和與時俱進的思想；一盆用來洗手，拒腐蝕永不沾；一盆用來洗腳，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北京晚報2005年7月1日》這話聽起來像是一份廉潔自律的心得。但當其行動起來時，卻敢貪污受賄2167萬。

有的貪官言與行分離已經到了十分出奇的地步。成克傑曾説：“想到廣西還有l00萬人口沒有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一副“先天下憂而憂”的面孔。還有貪官出版專著，書名居然《反腐敗論》，簡直是曠世奇聞。

深圳一位貪官，平時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談做人，談道德，自稱“著述甚豐”。他有一篇題為《廉者常樂》的文章，感悟頗深，大有清者之狀。此人在敗露之前，接受記者採訪仍大談學習的好處，説什麼“多學習，就知道我們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多學習，就知道有些事可以幹，有些事不可以幹。”甚至還説：“有的人腐化墮落，在臺上卻誇誇其談，誰會聽這樣的人講話？（《深圳週刊》1999年11月8日）人們在聽其言、未觀其行時，會在心裏説：“善哉，此言。”而在既聽其言，又知其行後，人們則會感嘆自己缺少一雙慧眼。

以善言偽裝自己的人，是極為危險的。正如荀子所説：“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

三、謊言連著謊言，一謊到底

一個人做了壞事，如不想主動認罪，就勢必選擇瞞和騙。古有“本源穢者，文不能凈”之説，換個説法，就是“本源偽者，言不能真。”違法者一旦被人告發並受到上級部門查詢，他們除了竭力堵住已出現的“缺口”外，就只能乞求於語言上的伎倆，將自己偽裝成清白。為了使謊言不被識破，又會不斷編出新的謊言去圓前面的謊言。

1995年，河南省貪官曾錦城在受到調查時，寫信給省紀委，矢口否認有受賄之事，並保證絕不向組織講假話。為了讓上級部門相信，他竟然咬破手指，在信中按了幾個血印，寫上“血印”二字。（《南方週末》1999年4月24日）否認受賄已是假話，接下來的保證不説假話和按“血印”，都是為了圓頭一個假話。這一非常之舉，倒讓人想起白居易的兩句詩“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偽言巧似簧。”

1999年，程維高在“三講”自述中向中央和河北省的幹部説：“我從未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沒搞經濟營利活動，沒有假公濟私、化公為私，沒有借選拔幹部之機謀取私利。”（《書摘》2004年3期第19頁）貪官們對人民要求回答的問題，均用了斬釘截鐵的語言，不是“從不”，“從未”，就是一連串的“沒有”。看起來絕對是高標準、嚴要求。看來，要研究説假話的文風，貪官們的“三講”自述和述職報告是一大看點。

四、避實就虛，不吐真情

在人們的理念中，通常都未將“知情不報”、不説實話與説假話聯繫起來。當事者也常認為反正自己沒有做壞事，只是出於利害上的考慮，把自己知道的情況隱瞞起來，算不上大錯。其實，你不主動講述實情是一回事，而當有關部門向你了解、詢問時，你仍然三緘其口，推説不清楚，這就具有欺瞞的性質。

一些幹部在面對巡視組、事故調查組和媒體的詢問時，不講真話，問東説西，支吾其詞。儘管這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説假話，但卻有著相同的性質。其作用和後果都是影響真相的揭露，庇護了壞人壞事。

在民主評議會和民主生活會上，也存在不説真話的情況。常常是為了不得罪人和不影響自己的前途，而有意避開鋒芒或只説些不溫不火的話，僅及皮毛；或大談成績，不談問題；或議論飛揚，不著邊際。

不説真話的原因雖然各不相同，其表現形式和程度也有差異，但他們在事關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上，推卸了自己應有的責任，有違自己信奉的理想和信念，而且，在品質上也缺少做人的真誠。

五、空話大話，言不顧行

大話空話的基本特徵是：神聖的話，莊嚴的話，説了不去實行，光説不做。有的人對“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知講了多少次，一進入做官的狀態，就高高在上，不管人民疾苦，大權獨攬，不受監督；有的人口口聲聲説自己是“人民公僕”，天天講“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但行動起來，卻是熱衷於“傍大款”，有些甚至成了不法“大款”的“忠仆”；有的人在學習“兩個務必”時，也承認艱苦樸素的作風不能丟，但在購置公務用車的問題上，卻是非進口車、高檔車不坐。辦公樓也是越氣派越好。

空話大話的文風，導致生活中説一套、做一套的事情屢見不鮮。數年前，曾發生過一件怪事：國家電力系統在武漢召開個會議，三天之內，極盡奢華，每人平均花費2．4萬元，事後又修改賬目，企圖掩蓋事實真相。而這次會議，居然是在“強化幹部管理，提高幹部素質”的名目下召開的。（《黨政幹部文摘》2004年8期21頁）

由於社會分工的不同，決定了有的人動口和動筆的機會要比別人多，但這絕不能成為光説不做的藉口，不能由此産生“説是我的事，做是你的事”的錯誤心理。從分工的角度説， “説”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做”，但從社會生活準則的角度説，你要別人做到的，也正是你自己首先要做到的。否則，你就會流於説大話空話。此外，如果領導者對制定和講解準則、條例的事，可以做得有聲有色，而對執行和督察的事，卻是軟弱無力或不聞不問，那麼，空話大話也就有了立身之地。

六、成績誇大，問題縮小

魯迅在談到外國人不滿于中國文章之誇大時説，我們對一些文章所言之事，須或將言大者“打一個對折”；或“將少的增多，無的化有”；或“將有的化無”，“看成白紙”。經過一番“取消和折扣，這才顯出幾分真實”。（《文學上的折扣》）現在，仍然有人説，看待中國的事，要用加減法。有人甚至説，現在的中國是“缺少誠信的社會”。

人們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是統計數字弄虛作假，或篡改、編造或虛報、瞞報。有人説，“統計數字是個橡皮囊，要多大有多大。”今年8月，四川省發起整治統計數字作假的“統計風暴”，對未填報、虛報、瞞報的單位，一一作了曝光。

統計數字可以誇大和縮小，向上面呈報或通過媒體向人們報告的當地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情況以及有關事故的消息，不但可以讓成績誇大，問題縮小，還可以玩更多的花樣，或是把不足和缺失，説成圓滿。如有的地方出了事故，明明是監管不嚴、疏于防範，偏要説成是管理上已想盡各種辦法，用了不少心血，已將事故減少到最小範圍；或是對事實進行篡改。如將大事故改成小事故，將死亡人數改到不過線的程度；或是轉移視線。如有意避開事故發生的細節、損失和原因，轉而大談、大書搶救的過程和管理部門的應急反應，以及事故發生後的好人好事。

不難看出，上述説假話的文風，與思想意識、黨風、學風方面的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儘管其表現形式、性質和程度不盡相同，但都是缺乏誠信，都是“以言欺人”。在六種假話中，前三種採自貪官們的舌與筆，性質和程度都極為嚴重；後面三種採自一般講話和書面材料，其性質和程度也不可等閒視之。這些假話就其特徵而言，又可分作蓄意講假話（三、六）和習慣性假話（一、二、四、五）兩種。前者有著清晰的思想意識根源，對自己為什麼要説假話的目的明確。後者有思想意識的根源，但自己似乎不很清楚，因習慣於按照錯誤的經驗和不良的社會習染行事，總以為大家都這麼做，説假話時也幾乎沒有內心的不安。

有人説：“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由於“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常常讓文章和講話的真假難於辨識。謊言終歸是不能持久的。但如何才能在事情敗露之前，便能識其真偽？這是我們應當著力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