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觀念裏農業似乎是一個弱勢産業。這一方面是由於農業生産受自然條件制約較強，旱災水災，都會影響農業的收成；另一方面，是由於農業勞動生産率不高，較之工業或服務業，其比較收益要低一些。當今各國政府，都直接或間接地要對農業予以補貼，原因也大抵在此。

筆者贊成政府補貼農業，但是，把農業説成弱勢産業，似乎缺乏科學上的依據。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世界經濟史：19世紀以前，農業部門一直在國民經濟中處於支配地位，絕大多數人口，從事的都是農業。例如，歐洲大陸農業人口比重在80%以上；而且農業養活的人口也越來越多。西元前5000年左右，世界人口約為2000萬人，這個數字到西元元年就猛增至2.3億，1000年為2.75億，1500年為4.6億，1800年時則達到9.02億。

19世紀以來，傳統農業逐步轉向現代農業。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農業受益匪淺：生物工程、基因工程、資訊技術和空間技術等的應用，極大降低了農業耗費，大幅提高了農業生産率。年紀稍長一些的人，恐伯還記得上世紀60年代的“綠色革命”，這個在亞、非、拉包括我國興起的技術創新，主要利用遺傳育種技術，培育和推廠高産、優質、多抗的作物品種，當時墨西哥成功培育了耐旱三星期的玉米雜交種，我國的雜交稻研製成功，使單産增加了30—50％。

儘管如此，可為何人們認為農業的比較收益會低於工業？一個有代表性的理論就是配第·克拉克定理。該定理指出，經濟發展過程中，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産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工業為主的第二産業和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産業將成為就業的重頭。何以如此？定理的解釋是，由於經濟的發展，工業與服務業的收益率大大高於農業，致使農業失去了比較優勢。

這種解釋雖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卻難以對發達國家情況自圓其説。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顯示，在發達國家，農業生産率增長並不低於工業，在很多國家，其農業生産率增長速度，甚至還會高出工業。以法國和德國為例，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間，農業勞動生産率年增長速度分別為5.2％和5.1%，而同期工業生産率年增長只有3.6％和4.0%。可見，克拉克定理只是揭示勞動力轉移趨勢，並不能説明農業就是弱勢産業。

從理論上講，農業的收益率是不應該長期低於工業的。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早就指出，不同資本用途的利益，總的説來，在同一地方內，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斷趨於相等。馬克思也曾經分析過利潤平均化的規律。説到利潤平均化，搞經濟學的不會陌生。資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它會趨利避害，某一行業收益高，收益低的行業的投就會轉移進來，由於資本的這種自由轉移，使得各行業的收益得以平均化。工業投資和農業投資也是如此。只要生産要素能自由流動，它們的比較收益也將逐漸趨同。所以，説農業的收益低於工業，短期可能，長期並不成立。

可問題在於，既然理論上工農業比較收益相等，然為何實際情況卻井非如此呢？這是因為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利潤平均化的條件不具備。具體地説，就是農村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産要素尚不能自由向工業部門流動。以我國為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開放後，戶籍制度有了鬆動，勞動力開始流動。但仍有大量的隔離措施（如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入學入托限制等），阻礙著人口遷徙，造成勞動力事實上難以流動。勞動力大量滯留農村，人多地少，資源無法合理配置，勞動生産率低，自然要影響農業部門收益的提高。

進一步的問題是，與發展中國家不同，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流動通常是自由的。如北美與歐洲很多國家，只有身份管理，沒有戶籍制度。可這些國家的農業比較收益，為何仍沒有工業高呢？答案是，歐美等發達國家，雖然勞動力和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但作為重要生産要素的土地，流動卻受到了限制。比如美、英、法等國為了確保糧食安全，都對耕地實行嚴格保護，並通過立法加強土地管理。與我們比鄰的日本，更是世界上土地用途管制最嚴格的國家。正是由於耕地保護制度，限制了土地的自由流轉。如此一來，即使工業部門收益高，耕地也只能用於農業，而無法轉用於工業。其結果，使得農業無法參與工業的利潤平均化，農業的收益就趕不上工業。

分析至此，我們已經明白，農業比較收益低，並不是農業自身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農業生産要素的流動受到了限制。既然如此，政府要想提高農業的比較收益，必須著重做好兩件事：一是進一步推動戶籍制度改革，為進城民工提供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鼓勵他們在城市安居樂業，加快農業人口非農化，用減少農民的辦法提高農民的每人平均收入。二是在保護耕地的前提下，政府必須對農業進行補貼。前面説過，保護耕地其實是在保證糧食安全，糧食安全作為一種公共産品，是需要政府支付成本的。再説，是由於限制了耕地向工業的轉移才導致了農業的比較收益低，那麼政府補貼農業，也就是理所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