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的新民主主義

革命理論的傳播

瞿秋白從蘇俄帶回中國的主義，與其説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説是列寧主義。要考察這個問題，首先應當弄清什麼是列寧主義？對此，王佔陽在《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中談到，第一，列寧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但必須剔除附加在馬克思主義上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容。例如，列寧自承“戰時共産主義”的錯誤，即試圖在一個小農國家實行共産主義，是一個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質的錯誤。第二，列寧主義是列寧所提出的已被實踐證明為真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説。第三，列寧主義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是一個農民佔多數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第四，列寧主義的主要內容和主要貢獻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新經濟政策”理論，其主要適用對像是具備同類條件的落後國家，因而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

列寧主義對於中國和中國共産黨，尤有特殊重要意義。列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不僅運用到俄國，而且推廣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別是中國。列寧逝世後，史達林、季諾維耶夫、布哈林，聯共（布）和共産國際繼續發展這一理論。歷史證明，列寧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般理論論述，正是有中國特色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最重要的理論來源。

中國人從傳統的實用理性、現實生活經驗感受和自古以來盛行的大同聖境的理念出發，為當前急迫的現實鬥爭需要服務，從列寧主義中選擇了更為實用的階級鬥爭學説，直接應用於中國革命事業。1920年赴俄的瞿秋白，通過對俄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考察，接受了列寧主義學説，加入共産黨。他所寫的大量通訊報道中，具體地揭示了“戰時共産主義”的弊端和“新經濟政策”的成就。1923年回國到1927年間，瞿秋白依據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及相關著作，移植和闡述唯物辯證法和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並以此為指導，考察中國國情，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其主要內容有：

第一，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理論。第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理論。諸如，中國社會性質，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矛盾和階段鬥爭狀況，中國革命性質、對象、動力、任務等。第三，中國農民問題的理論。諸如，農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農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中樞，應當喚起農民的覺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武裝農民，實行工農聯盟等。第四，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諸如，中國資産階級的階層差別，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兩面性和對其實行又合作又鬥爭的方針，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中警惕和防止資産階級奪得革命領導權等。第五，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與革命前途的理論。諸如，中國民主革命是廣大民眾參加的國民革命，無産階級在革命中的指導權並非天然存在，而應相機奪取；在革命勝利後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等。第六，中國革命是無産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論。

從1923年到1927年，瞿秋白雖然未能提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名稱，卻已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已經不再是舊式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包含了後來由毛澤東所概括和發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內容。同時，在革命實踐中，瞿秋白與他的戰友們一道，同東方文化派、科學與玄學派、實驗主義、國家主義、戴季陶主義等，進行了爭論和鬥爭，從而在理論上實踐上為中國共産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應該説，這是真正的列寧主義中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在中國傳播的良好開端。

對生産力決定論的

排拒和接受

列寧主義關於“新經濟政策”理論，必須以理解、掌握生産力決定論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前提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1921年，當列寧開始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時，瞿秋白就已從莫斯科發回相關報道。可是，由於中國社會的落後性，中國人沒有認識和接受“新經濟政策”，反而把在“列寧主義”名義下的“左”傾空想的“戰時共産主義”當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以至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建國後，誤認為在落後的生産力基礎上也可以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産階級專政，依靠政治思想的力量，超越資本主義的必要發展、排斥新民主主義社會，以不斷革命論為指導，消滅一切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實現社會主義、共産主義。同時，這種“左”傾空想論又消極地影響到如何認識和處理中外關係、主要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相互關係，等等。只是到了鄧小平時代，馬克思主義的生産力決定論的思想才得以在中國獲得較為普遍的理解性傳播，並付諸改革開放事業。

除卻真正的列寧主義和在“列寧主義”名義下的錯誤思想之外，還有被史達林所界定和解釋，實際是史達林理論化的“列寧主義”。其中正確的一面，是史達林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錯誤的一面，是在時代性質和社會主義問題上，史達林繼承和大大發展了列寧的“戰時共産主義”思想，形成蘇聯僵化的社會模式的理論基礎。

史達林所掌控的聯共（布）中央和共産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既有正確的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而在某些時期，例如中國大革命和十年內戰時期，其錯誤的嚴重性，超過它的正確一面，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中共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的成敗，無一不與共産國際和聯共（布）密切相關。中共作為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從政治、組織和經濟上依賴共産國際和蘇聯，執行他們的戰略策略。瞿秋白1921年春在他的旅俄通訊中就明白指出，共産國際是“俄國共産黨的外交機構”，一語道破了問題的實質。共産國際、聯共（布）的“左”傾理論，一旦與中共黨內“遊民習氣”（胡繩説“黨內一直有遊民習氣”，見《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1年5月版）相揉和，往往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對革命事業施以負面影響，造成巨大的破壞。

總之，在二十世紀20至30年間，陸續傳入中國並對中共産生主要影響的列寧主義理論，主要是列寧、史達林和共産國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在1949年後至1970年代末以前，在中國獲得廣泛傳播並在中共和中國社會産生主要影響的“列寧主義”，則是列寧“戰時共産主義”和史達林主義。改革開放後，在中國越來越獲得理解性廣泛傳播、並對中共和中國社會産生較大影響的列寧主義理論，則是“新經濟政策”即與馬克思主義的生産力決定論相一致的理論。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論和生産力決定論，基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互關係的基本原理，鄧小平理論真正從理論和實踐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歷史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