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指揮排練《黃河大合唱》

在日本全面侵華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化重心在東部地區倍遭摧殘後艱辛西移。北大、清華、南開等一大批著名高校和著名文化機構、設施、團體西遷，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周揚、夏衍、田漢、範文瀾、翦伯讚、馬寅初、吳晗、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胡風、鄒韜奮、梅貽琦、丁伶、艾青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轉移到大後方或抗日根據地，使得以延安和重慶、桂林為代表，包括昆明、成都、貴陽、西安、迪化（烏魯木齊）、蘭州等西部廣大地區，歷經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變遷，出現了“東方不亮西方亮”的獨特文化格局，抗戰文化蓬勃發展。

在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方面，如新聞出版業在西部地區勃然興盛。至日本投降為止，整個抗戰時期在四川（含重慶市）出版的各類報紙近200種，刊物約1600種，僅重慶即達900種以上。桂林有大小書店、出版社180余家（一説200余家），出版各種圖書數千種，雜誌近200種。這些報刊書籍多為共産黨領導和影響的進步文化載體。對此，連國民黨要人也分外感嘆，他們説：常言道，天子腳下多順民。這陪都重慶確乎反常得很，控制輿論的不是《中央日報》，也不是《大公報》，而偏偏是共産黨的《新華日報》！偏僻閉塞的陜甘寧邊區也創辦了報紙20余種，雜誌60余種。當時的《解放日報》以“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作為自己的輿論核心和辦報使命，成為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鮮艷旗幟。

那時的西部大地：各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抗戰戲劇空前繁榮活躍，抗戰音樂“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抗戰美術姹紫嫣紅，抗戰文學新作迭出，篳路籃縷的抗戰電影也有長足發展；社科理論戰線傳播真理、針砭時弊、論著豐碩、成果斐然。如《黃河大合唱》、《兄妹開荒》、《屈原》、《逼上梁山》、《原野》、《日出》、《白毛女》、《四世同堂》、《寒夜》、《霜葉紅似二月花》、《白楊禮讚》、《甲申三百年祭》等一批名震中外、歷久不衰的歌曲、戲劇、小説、散文、史著等，一大批散發著中國泥土香味的著名文化作品，都是在抗戰時期的西部文化沃土上誕生的。

在自然科學方面。一些重要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西遷，它們在西部的傑出科研成果，許多直接為抗戰服務。如各種類型、口徑火炮的製造，多種類型飛機的研製；試驗17455次終於成功的飛行竹制副油箱的廣泛使用，第一架軍用望遠鏡的成功製造；戰時道路橋梁科研的廣泛開展及成果的應用；用木炭、煤油、桐油等作代用燃料的研製和使用等等，都為抗戰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更有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周培源的《激流論》、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蘇步青的《射線曲線概論》、盧鶴紱的《從鈾分裂到原子彈》、貝時璋的細胞重建理論、王淦昌的驗證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以及李四光在地質學、談家楨在遺傳學、竺可楨在氣象學、茅以升對重慶長江嘉陵江大橋的設計等方面的成果，都為日後祖國自然科學的繁榮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為開拓尖端科技事業準備了重要條件。

此外，“西南聯大”八年、重慶“霧季公演”、桂林“西南劇展”、孩子抗戰劇團、青年奔赴延安、延安秧歌運動等等，這些帶著濃厚抗戰年代色彩的重大文化事件，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動人篇章，並將繼續為炎黃子孫世代傳頌。

文化重心的西移，對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如大批高等院校的西遷，形成了一些學府毗連、學子如雲的學苑區，當時重慶的沙坪壩、成都的華西壩、北碚的夏壩、江津的白沙壩，即為名躁一時的大後方“文化四壩”。再如傳播新思想、新技術、新知識；創辦公益事業，培養科技人才，開啟民智民風，不僅有力地支援了抗戰，而且推動了西部教育和文化的發展。

西部抗戰文化對爭取抗戰勝利的歷史貢獻是巨大的，對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歷史意義是深遠的。而其文化建設和鬥爭也是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如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名校抗戰爆發後南遷長沙合組臨時大學後，席不暇暖，僅兩個多月，又遷昆明合組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同濟大學六次搬遷；浙江大學四次搬遷並在山高水險的搬遷途中舉行期終考試！為高校西遷病倒者犧牲者並不鮮見。遷到西部後，有的學生住著雨天要打傘睡覺的宿舍，無座位自修常去街上茶館學習；有的教授住農民牛廄的樓上；因戰時通貨膨脹，許多知名教授“始以積蓄貼補、繼以典質救濟”，連起碼的溫飽也難維持。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因生活拮據而賣米糕、擺地攤；蘇步青住寺廟、種蔬菜、穿補丁衣，小孩因病不治夭折；竺可楨在西遷路上喪妻失子；田漢一家八口僅靠稿費維持生活，吃飯時只有一片辣子、一碗酸湯；王淦昌驗證中微子存在的測試工作，竟是在遵義的一座破廟中完成的；聞一多與華羅庚兩家十余人“挂布分屋”擠住一舍；張奚若因無錢交房租受房東責罵；茅盾在桂林借住一間小廚房作臥室兼寫作室，寫下了《劫後拾遺》、《霜葉紅似二月花》等名著；朱自清得痢疾帶病改作業，改一夜拉一夜竟至二、三十次，第二天照常上課；同濟大學遷昆明時分散在祠堂、廟宇等27處辦公、上課和住宿、吃飯；武漢大學遷樂山也分散為九處，該校學生死於地方病者達60人；夏衍一邊躲日機轟炸一邊寫社論；音樂家張曙撤到桂林僅一星期即倒在日機轟炸下，罹難前深夜寫下的《負傷戰士歌》成為絕唱！地質學家許德佑、陳康、馬以思在黔西南進行地質調查時遇匪殉職。廣大劇人亦是“忍著饑，耐著寒，倍歷創傷；流過汗，流過血，還有死亡！”演出時炮彈常從頭上呼嘯而過。有的報社在日機轟炸斷電時用手搖印刷機，排字工將蠟燭粘在手上托著照明排字。陜甘寧邊區因日寇掠奪和國民黨的封鎖以及自然災害，“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但廣大文化人仍在這種“困難真是大極了”的環境下奮鬥不懈、工作不止。西部抗戰文化的壯舉和偉業是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情況和條件下創造的！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洲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韆鞦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當年這首《西南聯大校歌》，始嘆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南渡”西移之艱辛，繼頌師生不屈奮鬥之壯志，終寄對抗戰必勝之期望，通篇道出了西南聯大當年能取得矚目成就的原因。而這種強烈的驅除仇寇、復興中華的愛國情結，也可説正是整個西部抗戰文化蓬勃繁榮的深刻歷史根源和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