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北京市委黨校張勤教授
張勤，1948年生，北京市人。現任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中國行政管理學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治學會政策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領導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行政決策和領導科學領域。先後主持與參加4個國家課題、4個省部級課題的研究。獨自撰寫或者主編了《行政決策論》、《行為選擇論》、《行政談判》、《服務型政府》等20余本著作，發表了《從悟性文化向契約文化的轉變》、《現代中國社會的文明進程及趨勢》、《行政體制改革與政府職能轉變》、《執政能力解析》等數十篇文章，曾榮獲國家和省部級獎勵。在20餘年的教學工作中，先後系統講授了邏輯學、行政決策學、領導科學。近10餘年來，曾應邀到20余省市講學，赴境外5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學術交流。
記者：您好，在1997年您就撰寫了專著《行政決策論》，此後曾陸續發表了《行政體制改革與政府職能轉變》、《實現三個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等學術成果，一直關注政府職能轉變問題的研究。請您首先介紹一下服務型政府的內涵是什麼？
張：首先應該明確，“服務型政府”不是國際上通行的概念，是我國地方政府依據國情和行政變化的實際能動創造的新概念。
目前，我國對什麼是服務型政府，還沒有以學術共識為基礎的嚴格界定。據我所知，學術界目前主要存在的觀點有四種：一種觀點認為它主要體現為服務方式和工作作風的革新，強調從行為方式和技術方法方面改變做法，由以往的低效、官僚主義改為親切、方便、快捷的服務；第二種觀點認為它是政府職能結構的調整，強調從政府職責方面改變工作重心，由以往的生産建設型政府及工作中的“全包”，改為分別由市場負責提供商品，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産品；第三種觀點認為它是政府性質的重新定位，強調按照趨勢和形勢的客觀要求，從體制與機制、法律與政策、理念與思維方式、職能與職責、領導方式與管理方式、設備和技術等方面，由以往的革命管制型，改為現代依法行政的服務型。我認為剛剛提到的這三種觀點都有各自的可取之處。具體地説就是，第三種觀點理性、深刻，觸及到了根本；第二種觀點重點突出，觸及到了關鍵；第一種觀點關注操作，觸及到了百姓人人感觸的行政細微之處，也是衡量服務型政府建設成敗的標準。第四種觀點完全不同於前三種，認為服務型政府的提法非但缺少足夠的理論依據，而且把政府簡單地概括為“服務型政府”，容易窄化人們對政府管理職能的全面認識。
我是贊成“服務型政府”提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幾點：其一，西方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懂得了為尊重人權和維護人性進行鬥爭，我國則由於封建歷史的漫長，致使人本管理的歷史極其短暫，“服務型政府”的明確提法，有助於矯正行政管理中濃重的政治控制色彩；其二，我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大背景的，“官本位”的觀念根深蒂固，“服務型政府”的明確提法，有助於將錯誤的“官”與“民”的關係顛倒過來，使國民在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層面，都能建立彼此平等的關係；其三， “服務型政府”的明確提法，有助於人們以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方式積蓄文化能量，從而借重“服務型政府”概念孕育的文化力量，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和政治文明的進步。既然我國與他國有著太多不一樣的歷史和經歷，國際社會文化中沒有能夠反映我國客觀情況的概念，我們就不妨可以來一個創造和傳播。但是，一定要嚴格規定“服務型政府”的涵義，明確它的基本特徵，不使人産生誤解。
記者：服務型政府的特徵是什麼？
張：關於服務型政府特徵是個比較關鍵的問題。因為概念的籠統容易引發爭論和誤解，明確的特徵描述才容易於使人形成共識。我認為，服務型政府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個基本特徵：服務型政府應該是一種以公民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一個自詡管理“子民”的政府；是一種“以公謀公”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官本位的政府；是一種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和“權治”的政府；是一種高效能的政府，而不是行政成本高、辦事效率低的官僚主義十足的政府；是一種廉潔的政府，而不是貪污腐敗習氣成風的政府。
儘管如此，我國至今關於“服務型政府”的概念，還只是一個描述性的界定，人們對它的理論準備還很不充分，因實踐短暫還缺乏經驗，但是作為一種正在形成的趨勢，它已經快速、準確地反映了執政主體、執政環境及人們對政府認識所發生的變化。
記者：認為服務型政府的職能“只要服務而沒有其他”這種觀點錯在哪？
張：服務型政府並不等同於“只要服務不要其他”，“服務型”意味著政府需要而且必須全面履行其職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具體地説，政府秉承黨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行事，堅持只要對人民有利的，該監控的堅決監控（如國防安全、經濟安全等）；該監管的依法實施監管（如維護市場統一、公平交易和維護國民正常的生活秩序等）；該服務的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如建設環境、扶助弱勢群體、方便國民的生活等）；該社會自管的協助其增強自管意識、自管能力和健全自管機制，待其可以實行完全自管時及時撤出。如果簡單地放棄經濟調控、市場監管和社會管理職能，只是提供服務的做法並非“服務型政府”的題中之義的，不僅無法有效地促進公共服務水準的提高，推動企業市場入位，協助社會自我管理歸位，反而有可能破壞現有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
記者：怎樣認識構建服務型政府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必然要求？
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的國家、社會和國民都發生了一些變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導致了利益覺醒和利益氾濫，而利益覺醒又否定對精神的崇拜和對政治的狂熱，法治和公共管理又否定利益氾濫，從而一步一步地把“物本位”、“官本位”等陳腐觀念邊緣化，歷史性地把維護人權、人性等作為現實的管理任務提到了政府面前。此外，以平等、公平、公開、崇尚規則為基本特徵的市場文化，又是對權治文化的否定，以多元經濟為基礎的民主政治潮流，又是對集權政治傳統的否定，以契約理念、崇尚法治為基本特徵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又造成了對臣服理念的否定，而所有這些都不可阻擋地把國民推到了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地位。所以説，提出和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對我國未來政府改革和發展方向的重新定位，是貫徹黨的根本宗旨的需要，是構建政府職能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建設和諧社會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實事求是地説，歷次政府的機構改革都不能盡如人意，政府職能的轉變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您認為原因何在？
張：具體原因多種多樣，但根本原因卻只有兩類四種，一類為直接原因，也就是利益原因和體制原因，二類為間接原因，也就是經濟原因和認識原因。
首先是關乎利益和體制的直接原因。改革政府機構，轉變政府職能，這都會極大地觸動官僚階層的切身利益。對於利益，不同財産和地位的人追求和維護的方式及程度是不同的。正因為如此，讓公務員運用減少收入或者失業的方法，主動地推動機構精簡和人員縮編，運用減少既得權利或者改變習慣的方法，主動地更新行政方式就顯得內在動力不足。此外，官員的權利如果多數是由上級直接給予的，而不取決於民，那麼為人民減少負擔、為人民提供方便而精簡機構和縮編人員的事情做起來也就會很困難。
其次是關乎經濟和認識的間接原因，即問題的深層解決，最終需要依賴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經濟發達，依賴具有獨立公民品格的國民素質的成熟及社會自組織化程度的提高。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有個框量，經濟基礎維護穩定和追求發展的需求小受阻力，至多會引起企業家和國民對上層建築的議論，到了舊有的上層建築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的時候，才能根本地解決問題。
記者：請您結合實際來談談構建服務型政府模式的有效途徑是什麼？
張：第一，要建立科學的、有國民基礎的、便於操作的績效評估體系，並將評估過程和評估結果及時地公告於民，請人民決定未來政府的命運。第二，有效提升國民素質，令國民有足夠先進的理念、知識、方法和能力，對於現政府的工作給予公正的、現代的評價，從而避免國民對文化指標、長遠指標的忽視，特別應當注意不要運用民主的刀具施手術，把政府變成為庸俗的民粹主義的政府。第三，以公民為中心，政府與公民的互動為基礎，把行政體制、機制的建設法制化，把政府及其官員行政行為的規範輿論化，把社會中的組織關係和人際關係誠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