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的前提條件不是道德，但是，行政卻必須有一個道德的底線。行政者必須守住這個底線才能金身不壞，勇往直前。

人們在談論行政與道德時常常提到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新上任的會計，接到他上司送來的一張帳單，帳單上的消費人是與本機構工作有密切關係的夥伴單位。根據規定，這種開銷是不能報銷的。但是，面對領導交辦的事情，新來的會計面臨著兩難的選擇，要麼，對不符合規定的帳單給予報銷；要麼，嚴格按照規定辦事。無論新會計如何選擇，其結果對他來説都是不利的。

故事提出的問題是：實現行政管理有意識的和合乎道德的目標是何等的艱難，又是何等的重要。特別是在一個不利或是扭曲的行政環境下，讓人去做出正確的選擇是很難的事。在層級節制的組織結構中，按規則和服從命令本身就存在著矛盾。理論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處理這種問題大量運用的是經驗、習慣或潛規則。因此，公職人員在行政過程中，做出正確的選擇不僅取決於對行政規則的遵守，它還將取決於個人的道德修煉。

斯蒂芬・K・貝利對此有精闢的論述，他説：公務員常常在暗自考慮的問題是那些按照程式做出的重大決策將對他們自己的生活和財産發生什麼影響。但是，為大眾服務的責任心，又常常驅使他們萌生某種程度上的無私和高尚精神，人們的腳困難地陷在自私自利的泥潭中，而他們的眼睛和耳朵卻奇怪地注視和傾聽著來自山巔的號召。這兩種意念之間存在著根本的道德區別，前者是：我要這樣做，因為它對我有利；而後者是：我要這樣做，因為它是正確的。詹姆士・哈維・魯濱遜也説：由於政府都是由人組成的，而無論這些人具有什麼樣的頭銜：國王、外交官、部長、大臣、法官等，他們仍然還是人。“至今人們還沒有發現這樣一個過程：當上負有公共責任的部門長官，就能夠擺脫自己對私人福利、對個人偏好、民族感情以至種種偏見等類的私心”。

道德是社會環境的産物，這是不言而喻的。在現實生活中，對行政道德産生重要影響的環境有兩個：一是社會環境，二是行政環境。人為了生存必須適應環境，環境也為人提供施展才能的條件。由於政府的引導和示範的作用，行政環境在某種意義上説會影響社會環境和社會的道德。比如，良好的行政環境會建立一種使人對公共利益的責任，而不只是向領導人的個人利益負責。而不良的行政環境所帶來的則是裙帶之風、行賄受賄、買官賣官等等。很難想像，在一個不良的行政環境中，公共利益還是人們追求的行為準則。

同樣，環境、社會風氣對人的行為、道德標準、價值取向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仕之空囊而歸者，閭裏相慰勞，嘖嘖高之；嘉（靖）、隆（慶）以後，仕之歸也，不問人品，第問懷金多寡為輕重。相為訕笑為癡牧者，必其清白無長物者也。它説明社會對某種行為的褒貶或崇抑對人的影響是很深刻的。所以，天下治亂，係乎風俗。歷史上治天下者皆以整飭風俗為先務。

市場經濟推動了中國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帶來了經濟的繁榮和人們物質生活上的豐富。但是，我們為此付出的也很多，重利輕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使一些幹部經常處於一種“大堤未潰，管涌不斷”的狀態，而崩潰是遲早的事。

人的行為對社會價值觀和社會風氣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而社會的價值觀、風氣反過來又對人們的行為的選擇産生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力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弘揚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道德，不僅是個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我們的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他們的行為和價值取向涉及執政黨和人民政府的形象，直接而強烈地影響著社會道德和社會風氣。因此，加強黨性修養，通過對自己行為的自潔、自律，慎思、慎行，率先垂范，在潛移默化之中建立改革開放時代的價值尺度和行為規範，並逐步轉化為社會的道德觀念準則，從而有效地抑制腐敗的産生，推進社會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