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黨群關係，宏觀上講，就是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微觀上講，是指政黨與組成社會的各個團體、公民、選民以及自治性組織的關係。黨群關係是世界上所有政黨都必須高度關注的內容，對於在野的選舉型政黨來説，處理好黨群關係是獲得政權的唯一通途；對於執政黨來説，處理好黨群關係是為了鞏固執政基礎，擴大執政資源，提高執政能力。因此，研究黨群關係的本質是研究政黨如何擴大並鞏固其領導與執政基礎的問題。
一般説來，群眾也可以作“公眾”的含義來理解，既包括包含在“公眾”之中的各種群眾團體（西方社會一般稱為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各種公民自治組織），也包括具有選舉權的普通公民，還包括存在於國家與政黨之外的輿論機構與大眾媒體。因此，黨群關係的存在基礎有各種各樣的形式，主要體現在政黨與公共輿論、政黨與利益團體、政黨與普通公民、政黨與各種自治性組織的錯綜複雜的網路關係中。
1、政黨與公眾輿論
總體來講，公眾輿論會影響到政黨提出的公共政策甚至政綱的變化。美國政治學家本傑明·佩奇與羅伯特·夏皮羅的研究發現，如果公眾支援某種政策變化，下列情形就會發生：在43%的時間裏，美國執政黨會發生與輿論變化方向一致的政策變化；在22%的時間裏，會發生與輿論變化的方向相背的政策變化；在33%的時間裏，政策不發生變化。因此，可以説在2/3的時間裏，執政黨的政府對輿論的變化作出了反應。如果輿論的變動更加激烈，那麼執政黨的政府隨著公眾態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可能性就要高得多。 當然，大量的證據也顯示，政黨並不會被動地跟隨在媒體的後面，等待媒體去影響公眾輿論，相反，政黨會採取各種積極手段去影響媒體，從而影響公眾輿論。 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在選舉年，政黨的表現特別充分，由政黨通過付費倡議廣告、各種公益廣告或者直接控制媒體，營造有利於本黨選情的工作輿論氛圍。當然，由於傳播媒介的作用，政黨已經部分地喪失了其教育民眾與影響民眾的功能，今天，幾乎所有的政黨都學會了如何與媒體打交道，從而掌握公眾輿論的動向。不僅如此，政黨還會自己生産輿論，成立相應的調查研究機構，製造對本黨有利的民意調查。
2、政黨與利益團體
利益團體政治在許多西方國家被看成政治生活中的常態。羅伯特·達爾高度評價了美國政治的利益團體政治，認為惟有這樣的“多頭政治”才能導致民主政體的穩定和發展。 戴維·杜魯門仔細分析了美國19世紀30年代利益團體政治的特徵與過程，指出它們的區別在於：利益團體並不直接謀取政權，但是利益團體往往會通過“接近”的方式去影響政黨候選人，從而影響執掌政權後執政黨的公共政策。 因此，在現代西方政黨政治中，政黨天然與利益集團聯繫在一起，甚至，利益集團成為政黨的後援組織，是爭取選票的有利武器。在日本，利益團體對日本政黨政治的影響也非常深刻。如日本自民黨與日本農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關係密切。自民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出臺了眾多振興農業的政策，其勢力自然滲透進農村地區，“農協”成為自民黨在廣大農村的基層後備組織，也是自民黨在農村地區獲取選票的重要後援力量。在許多國家的政黨政治，都存在著利益集團，只不過在有些國家，利益集團的活動得到法律允許，是公開的；有些國家的利益集團是隱性的，沒有得到法律允許，是地下的。前者如美國、日本等過，後者如前蘇聯和一些發展中國家。
3、政黨與普通公民
政黨與普通公民的關係是黨群關係中的最重要的關係，這是從理論上講的。但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公民結社的興起，現代政黨在與普通公民發生聯繫時往往需要通過各種公民組織這個仲介，各自聯繫一部分人民群眾。除此之外，政黨與普通公民的聯繫渠道主要依賴於政黨的黨員與政黨的基層組織。黨員是政黨的細胞，也是政黨的旗幟，普通公民往往通過對普通黨員的觀察來判斷一個政黨的形象及其生命力。因此，幾乎所有的政黨或者通過嚴格的紀律要求普通黨員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或者通過激勵或道德説教要求普通黨員在基層參加黨的各項工作，從而影響基層群眾。如在美國的地方選舉中，基層黨員充當基層組織的志願者，分發各種各樣的宣傳品，並打探選舉的投票結果；日本自民黨在後援會的某些基層組織中大量培養基層的義工，起著連接政黨與普通群眾感情的作用；歐洲的社會民主黨除了在黨綱上宣揚自己與各階層的聯繫，也依賴於大量的基層組織黨員去發動基層群眾，以支援自己的黨綱或具體行動。例如，在世紀之交的法國大選中，具有新納粹性質的勒龐首輪出人意料地擊敗社會黨，頓時引起了左右派的共同警覺，雙方都把阻止新納粹上臺作為底線，在決勝的第二輪投票中，左派的社會黨立刻發動群眾走向投票站，號召自己的選民把票投給右派主流的保衛共和聯盟，終止了具有法西斯傾向並狂熱排斥新移民的極右翼黨派奪取國家政權。
4、政黨與各種自治組織
自治組織的大量出現是20世紀末期全世界政治發展中的一個重大事件。所謂自治組織也稱為政府以外的治理單位，目前，一場全球性的“社團革命”正在悄悄興起。從北美、歐亞大陸發達國家到非洲、拉美和前蘇聯集團的發展中國家，民眾正在創建各種社團、基金會和類似的組織，開展人道服務，促進基層社會經濟發展，防止環境退化，保障公民權利，追求國家先前未曾實現或者壓根忽視不管的種種目標。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塞拉蒙教授認為，“全球社團革命”對20世紀晚期的意義，也許如同民族國家的興起對於19世紀晚期的意義一樣大。” 這些自治組織的大量出現，對政黨的影響巨大。正是因為這些自治組織的出現，政黨的利益表達、社會化與動員、精英形成與錄用等功能上受到了挑戰，普通民眾並不需要在政黨中生活也可以通過自治組織謀求利益表達。由此，所謂“政黨衰落”成為20世紀末期困擾政黨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 政黨開始學會與各種自治組織打交道，一方面政黨必須通過這些自治組織來聯繫一部分群眾，如通過使黨員參加到自治組織中去的辦法來加強政黨對這些組織的領導；另一方面，執政黨也通過各種立法手段來規範自治組織的行為，通過設定影響社會重大問題的“各種議程”、通過控制媒體等方式來影響自治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