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關於黨史刊物

再説説讀黨史刊物的感想。還是限于我讀到的，説白了，就是送給我的刊物。

研究性質的刊物，如《中共黨史研究》、《黨的文獻》、《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共黨史資料》，還應該加上《黨史研究與教學》等等，我都經常翻翻，並且時有所獲。從我的興趣説，我欣賞的主要是提供了新的史料的文章。如果沒有什麼新的、系統的史料，我就不大讀了。《中共黨史研究》譯載的一篇文章，解開了米高揚訪問西柏坡那份追述報告中提到的毛澤東致史達林的兩個電報之謎，我在《黨史札記》裏談到了這件事情。《當代中國史研究》上有個小專欄，叫“國史札記”，時有引人注意的小資料，可惜沒有註明資料的來源。是從檔案中查來的？還是從當事人或知情者那裏聽來的？不説明，就讓人不能放心引用。對於一個研究性質的學術刊物，這類學術規範還是注意一點為好。

通俗性質的刊物，如《炎黃春秋》、《百年潮》，我每期必讀。地方上的這類刊物，我也翻翻目錄，選讀有興趣的文章。讀通俗黨史刊物，也是時有所獲，不勝枚舉。比如，最近這一期《炎黃春秋》上白介夫的《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就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講一位歸國科學家坎坷而悲慘的命運，講一位黨員領導幹部同他的交往和愧悔；還有去年張根生的《我所了解的華國鋒》，也是難得的一篇。我想如果只有前一類刊物，沒有後一類刊物，黨史文章大概就主要限于黨史界內閱讀，叫做“體內迴圈”，很難影響到界外了。有了通俗性質的刊物，在讀者中的影響就擴大了。胡繩主張和支援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百年潮》，正説明瞭這種遠見。

我讀這些刊物，除了時有所獲外，有時也有這樣的感覺：編者過分渲染“揭秘”、“內幕”、“鮮為人知”。也許是為了招徠讀者吧。但對研究黨史的人來説，根本不是什麼鮮為人知，幾乎是人所共知，説得挖苦一點，大概只有編者不知或故作不知。在低水準上重復過多地炒作已經熟知的題材，我覺得不是辦刊的方向。當然，通俗刊物的讀者一般黨史知識不那麼多，閱讀範圍不那麼廣，對黨史研究者已熟知的東西也許還不知道，所以，向他們介紹這些近乎共知的東西還是有益的。但是，從刊物的品質和對積累黨史成果的責任來説，主要還是提供當事人或相關者的親歷親聞，或者是寫作者對有關歷史事件的新的研究，而用可讀性比較強的方式表達出來。用剪刀和粘貼寫出來的文章，不可能提高刊物的聲譽。

地方的刊物，發表關於當地黨史的文章，如《廣東黨史》發表的關於建國初廣東公安局“二陳”被錯誤處理事件的文章，四川《當代史資料》發表的關於六十年代初期“蕭李廖”因為向中央反映當地餓死人的嚴重情況被打擊事件的文章，都屬於提供重大事件資訊的記述文章，價值是很高的。

還有一份週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也是我每期必讀的。這份週報不是黨史報刊，但時有黨史文章。沈寶祥在週報上發表了系列文章，根據他親歷的記憶和他個人所存的檔案，寫胡耀邦領導中央黨校編《理論動態》推動撥亂反正的經過。最近預告，就要出書了。他今年還重版了另一部書，改書名為《胡耀邦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是紀念胡耀邦九十誕辰的一種表示吧。

（十二）關於黨史學界內外的良性互動

前面説到黨史研究成果許多並非出自黨史學界內。什麼叫黨史學界內？大概是指在黨史研究和教學機構內工作的人員吧。但是，這樣來定義界內外，是不是太狹窄了？不但那些高級領導幹部、在領導身邊的秀才和翻譯、寫自己經歷的普通人，不算黨史學界內，就是那些跨學科研究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那些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工作者，寫了黨史研究著作，也不能算是黨史學界內了。還有，那些專門從事有關黨史的研究或用很大精力從事有關黨史研究的其他行業的工作者：作家，記者，出版工作者，自由職業者，以及離退休者，都不能算作黨史學界內了。學界何必劃得那麼清那麼嚴呢？

還有，所謂“官方黨史學”和“民間黨史學”，這兩個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界限，能不能夠界定和劃分得那樣清楚？中央和地方的黨史研究機構的經審定和批准的職務著作，也許可以叫做官方黨史學，但是，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人員，也會有而且必然有個人著述，這算不算官方黨史學呢？黨的領導人的回憶，也許可以叫官方黨史學，但是算到哪個級別為止呢？算到哪個級別就不算了呢？還有一種看法，合乎官方觀點、合乎黨的歷史決議的黨史研究，叫官方黨史學，不合的就叫民間黨史學。這樣劃分也難。首先，由誰來做這種鑒定？黨史學是一門歷史科學。這門科學，黨性很強，而對共産黨人來説，黨性又內在地包含兩個側面：民主集中的組織紀律是黨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是黨性；服從黨的決議是黨性，服從事實、服從真理也是黨性。黨性和科學性從根本上説是統一的，或者應該是能夠求得統一的。所以，黨史科學中的觀點，歸根到底，還是要經受歷史的檢驗、事實的檢驗。這樣才能有信史、良史。其次，黨的歷史決議也要與時俱進，建國以前的歷史決議不必説了，建國以來歷史決議通過以後，歷次黨代表大會報告都在歷史總結方面有所發展，有所前進。再次，歷史決議只能判斷黨史上的重大是非，還有許多歷史上的事情歷史決議並沒有做出判斷。總之，研究的空間很大，無論對官方還是民間都是如此。

所以，還是要談黨史界內外的良性互動，談“官方黨史學”和“民間黨史學”的良性互動。良性互動，才能拉近距離，相輕相譏，只能互相傷害。

現在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實行的是團體會員制，會員單位都是有關黨史研究和教學的機構。這是不是狹窄了？是不是可以把凡屬從事過或從事著黨史研究的那些人員，都包括進黨史學會裏來？當然，要從組織上擴大黨史學會，增加個人會員，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是不是黨史學會從工作上，擴大聯繫面，在共同的大方向下，把大量從事過和從事著黨史研究的人員都擺進自己的視野，加強同這些人在研究工作上的聯繫呢？這樣做有利於增強學會的活力，也有利於增強學會的影響力。我希望能夠這樣。

現在存在著這樣的情況：一些界外的研究不被界內重視，一些界內的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這種分隔，有對史實判定的齟齬，有對歷史看法的分歧，也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差異。有分歧、有差異，就要分隔、就要對立嗎？不應該。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草、討論、通過歷史決議前後，黨史學界內外有過很好的良性互動。歷史決議的形成，雖然有黨史學者參加，但主要不是黨史學者，而是全黨高級幹部。歷史決議通過後，黨史學者結合決議，對許多重大的黨史問題重新進行研究，有力地配合了撥亂反正的進程。在高層領導人及相關機構和專業人員共同努力下，一些長期被塵封、模糊、扭曲的歷史史實逐步得到澄清，一些長期被定論的歷史問題重新得到評價。那個時期，黨史研究有過一個高潮，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獲得新成果的文章、著作。

如何保持和加強界內外在黨史研究中的良性互動？我想，在史料、史實、史觀三個方面都可以有所作為。

史料方面，界內這麼多年做了大量整理、編輯和出版的工作，界外也挖掘、整理了不少。出版了的，當然已經進入公共領域；整理好了尚未出版的，是不是也可以在許可的條件下，通過一定的方式共用資訊資源呢？

史實方面，界內外不同的學者之間存在一些不同判定，一方面可能與掌握的不同史料有關，另一方面可能對史料有各自的解讀。這就更需要加強交流，澄清事實。有些史實一時難以確認，可以存疑，也可以存異，同時做進一步的研究。

史觀方面，問題可能複雜些。歷史決議和以後各次全黨代表大會的結論，是集中全黨智慧得出來的。我們研究黨史，應該堅持歷史決議和全黨代表大會的基本結論，而不能隨意動搖，更不能從決議和全黨代表大會的基本結論後退。但是，前面説了，歷史決議也要前進，作歷史決議並不能代替黨史研究，黨史研究的空間還很大。在這個過程中，界內外不同的學者對歷史問題的評價有共識，也有分歧。有共識，當然好辦。有分歧怎麼辦？從界內的角度説，首先應當重視界外的那些屬於尊重事實者的研究成果。界外的研究，有些相當紮實，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值得界內參考。界內外都應當尊重對方的嚴肅的學術研究，平等探討，而不是簡單拒斥或根本無視對方。當然，學術研究不是作決策，不是非得要統一，有些問題可能就是達不成共識，不必要也不可能強求一致。一九五六年，陸定一就宣佈過黨中央對研究近代歷史的方針，倡導歷史工作者獨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種問題，要求採取百家爭鳴的政策，而不是什麼別的政策。這樣不是很好嗎？

拉拉雜雜談了這樣十二點，感想而已，沒有經過深思。講得不對的，請大家批評、指正、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