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創新作為人類發現真理的一項主要認知實踐涉及諸多因素。其中除了文化底蘊、知識背景、學術環境、研究傳統和社會制度等因素外，還有研究者本人的智慧、創造力，以及思想、信念、激情、意志、批判意識和冒險精神等各種品性。然而所有這些都還不足為道，關鍵還是取決於人的思維方式。原創性理論鳳毛麟角，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的研究傳統中，一種按部就班、循規蹈矩、頑固守舊的經驗主義始終束縛著人的思想，耗費著人的智慧，堵塞著人的思維，障礙著重大理論的構成。特別是應試教育和強制性的意識形態培養的人才往往都缺乏馳騁天宇、自由翱翔的想像，縱橫捭闔、精深幽邃的沉思，以及不拘一格、無約無束的創新意識。而人類認知史、文化史卻早已證明凡重大理論及科學發現、技術發明都離不開方法創新和思維革命。從古代的原子論、整體論到近代的歸納論、演繹論，直到20世紀流行的直覺論、否證論、試錯法、虛構論、建構論、反歸納論、多元方法論、發散式思維、以及各種非理性主義，人類精神經歷了一系列的飛躍與變革。正是這些思維革命打破人類認知活動中那些僵死陳舊的研究傳統，推動人類文化的進步與繁榮。

比如，正是弗蘭西斯・培根發明的科學實驗催生了近代科學；正是牛頓對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結合，實現了科學史上的第一次大綜合；正是康得的“三批判理論”，推動了德國古典哲學；正是馬克思對腐朽的普魯士制度和資本主義現實的批判，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正是叔本華對黑格爾絕對理性的背離，滋生了現代人本主義；正是海德格爾對久被遺忘的本原性存在和在世之人的追尋，産生了迄今仍如日中天的存在主義。在這裡，每一項理論的問世都與一定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因此今天中國的學術界要想振翅高飛，獲得重大理論突破，除了需要加大資金投入，關鍵是要加速提升人的發明創造能力，轉變陳舊的研究理念，關注當代發生的各種非理性思維、後現代思維，以及形形色色的方法論革命。

首先，關於直覺的創新價值。早在近代之初，笛卡爾就從理性角度指出：除了通過自明性的直覺和必然性的演繹以外，人類沒有其他的途徑來達到確實性的知識。到了19世紀，叔本華主要突出了人的“自我反省、自我體驗和神秘直覺的作用”；胡塞爾主要突出了“本質直觀的作用”；而柏格森則認為人類要想認識宇宙的本質，只能依賴於一種非理性的自我內省和突然實現的直覺過程。與此同時，法國數學家彭加勒也充分肯定直覺在科學創新中的作用。他説，邏輯主要用於論證，直覺則主要用於發明。沒有直覺，一個科學家便會像這樣一個作家，只是按語法寫詩，卻毫無思想。由此，在反對經驗證實原則的否證論者波普爾看來，科學史上，凡重大的科學理論都不是源於經驗而是源於直覺和自由遐想。這種情況恰如愛因斯坦所言：“我相信直覺、靈感和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與邏輯相比，直覺不僅能教人思路敏捷、觀察透徹、富有洞察力，還能夠教會人們從遠處瞭望目標和領悟現實。因此一切概念、公理、定律和理論的提出都離不開人們的直覺觀察和直覺思維。

其次，關於“試錯法”。其主要特點就是懷疑、批判、發問、摸索、試探和否定。它不僅不害怕失敗，而且要千方百計地反駁和試圖打敗現有的假設與理論，以推陳出新。它教人不要厭惡和害怕犯錯誤，把錯誤看作絕對的壞事；相反，要盡力尋找理論中的毛病，批判地探討解決難題的辦法，勇於放棄不合適的方案和替代虛假的理論。如果人們不願意去揭露錯誤，這務必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要善於和敢於從不間斷的嘗試與錯誤中學習。特別是科學家應始終記住“科學是試驗性的事業，錯誤是在所難免”。全部問題在於盡可能快地犯錯誤，使自己在連續失敗中“成為一個特定問題的專家。”

第三，關於“科學遊戲”。它不僅有利於培養人的探索能力、抽象思維能力、轉移經驗和進行類比的能力、側向思維和聯想的能力、創造性的形象思維和敏銳地反應能力、預見能力、博聞強記的能力，以及其他各種有利於人的發明創造的素質，諸如強烈的興趣、愛好、求知欲，矢志不逾的追求目標、奮斗方向，鍥而不捨的恒心、毅力、勇氣，以及細心認真、一絲不茍等，而且大量事實都證明現在的許多科學發現、科學理論都與各種不同形式的遊戲具有十分緊密的起源關係。正是基於遊戲的如此重要性，諾貝爾獎得主弗萊明指出：“他不是在做研究時，而是在做遊戲時發現了盤尼西林；正是做遊戲的人做出了最初的發現，而更按部就班的科學家發展了這些發現。”尤其是今天遍佈全世界的各類遊戲中隱含著的無窮智慧，更為科學理論飛速發展開拓了無限美景。為此，西哥爾明確指出：“寧可把科學看作是一種愉快的消遣，也不把它看作是一種謀生的討厭而陰鬱的手段。”因為許多理論的産生都是從某些不相關的遊戲開始的。遊戲的重要結果就是使那些原初的猜測性假設後來得到發展。

第四，關於“發散思維”。就是指人們打破傳統，拋棄常規，自由自在地向不同領域、不同方向進行拓展和開發的創造性思維；它將不斷地拋棄舊答案，開闢新領地，擴大新視域，做出新發現，造成新危機，引發新革命，構建新範式，創立新理論，獲得新發明。為此在庫恩看來，全部科學研究都具有發散式和革命性特徵。它們要求思想活躍、頭腦開放、開拓冒險，這是天才思想家和科學家的特點。只有這些人才能夠隨時找出問題之所在，能夠不失時機地打破陳規舊套，自由自在地構思和設想，信誓旦旦地追求勝利和成功。他們不留戀過去，也不傚法古人、因襲傳統，總想發明創造。他們思維敏捷，不囿于成見，敢向一切陳舊事物挑戰。他們不僅具有非凡的勇氣，且極富想像力，經常地進行大膽的選擇和決斷。

第五，關於多元方法論。其矛頭所指就是理論創新中最令人窒息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和狹隘理性主義。它激烈反對方法論的絕對主義，宣揚相對主義，指出，所有時代的人們都用廣闊開放的感官和豐富旺盛的智力，取得了令人驚異的發現。從來都不存在特殊的方法保證科學獲得成功，有關科學案例的成功分析證明，方法上存在廣泛的自由。它要求思想的多樣性，研究的靈活性，評價的相對性，選擇的自主性，否定傳統理性的神聖性；認為科學與各種方法論形象相比更為鬆散和非理性。與理性規律相比，“混沌、狂妄和荒唐”在科學發現中更重要。這些“越軌和錯誤”是進步的前提，為此，美國哲學家費耶阿本德極力反對一成不變和普遍適用的教條式方法；主張開放型、創造型和“怎麼都行”的方法。目的是摧毀形而上學，創立新的生動活潑的思維方式，把人們從現有理性和經驗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讓自由的非理性形式，包括“特設性假説輔助法”和“歷史回復法”等開花結果。

最後，所謂後現代思維。在許多後現代主義者看來，現代科學賴以成功的經驗常常是表面的，因為真理往往隱藏得很深。許多人都是礙于經驗而只看到複雜宇宙的一個方面，不能全面把握事物的整體。實際上，人們不僅需要整合與靈感，更需要理性直觀和經驗重建；不僅需要好奇心、毅力和激情，還需要自由奔放的聯想與虛構。比如科學虛構就構成當今世界科學中，由思維革命産生的一種最流行的科學研究方法和建構途徑。它是對近代以來那些常規性的科學實踐和科學方法的否定。也正是基於科學虛構在未來科學發現中的遠大前景，一些後現代主義者堅決主張，在今後的科學研究和理論創新實踐中，要特別重視“反狹隘理性主義，反邏輯中心主義，反一元論，反本質論，反絕對論，反經驗論，反教條主義，反形式主義，反權威主義”；立“非理性主義，非本質主義，相對主義，建構論，直覺論，虛構論，解構論，否證論，以及自由意志論”。在方法論上，要能夠駕輕就熟地運用那些非常規的理論創新方法，如反歸納法、懷疑法、否證法、試錯法、虛構法、虛擬法、建構法、模擬法、反駁法、科學遊戲法、猜測假設法、賽博虛構、科學虛構等發散式思維、創造性思維、非邏輯思維，高揚後現代思維和多元方法論，以期把人們從現有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啟迪人的頭腦，開發人的智慧，激發人的興趣、培養人的創造性，推動理論創新和科學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