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形勢

黨史學會開會，應該研究黨史學界的形勢。

有一種議論，説現在黨史學界在萎縮，系統的黨史課停開，黨史專業本科招生急劇減少，一些黨史機構裁撤合併、人員青黃不接，這些情況顯然是存在的。

但是，是不是可以簡單地用“萎縮”兩個字來概括黨史學界形勢？恐怕不好這樣説。高等學校的黨史課是八十年代中期改成中國革命史課的，現在又改成“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名稱是改了，新課程同黨史還是有密切關聯的，黨史教師隊伍在這些課程的講授中還是不可缺少的力量。黨史革命史專業碩士、博士學位點不少，聽説一些高等院校、省級黨校還在繼續申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得更多了。黨史機構辦的專業研究和通俗刊物比過去增加了（《2001黨史工作年鑒》上列了三十種，恐怕統計不完全，有人估算，現在大概有六十余種；如果加上政協系統的文史類刊物，以及有關近現代歷史和人物的綜合類刊物，全國大約上百種），其中有幾種在讀者中還很有影響。黨史革命史和近代當代中國史題材的圖書，有些銷路不錯（據説是三大類暢銷書之一，叫做“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他兩類是財經法律類和生活休閒類）。這叫不叫繁榮呢？

恐怕是有萎縮，更有繁榮。而繁榮中又有諸多問題。要健康繁榮，還要做多方面的努力。

（二）我讀黨史

我無力也無意對黨史學界的形勢作全面的分析。

從黨校和黨史室的領導職務上退下來以後，雖然身體不大好，但是閒暇的時間比較多了，閱讀的書報雜誌也比較多了。我讀得最多的，還是黨史方面的出版物。我寫《黨史札記》專欄，已結成兩集，還在《學習時報》上繼續連載。今年初還寫過一篇《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列出十五種，略加評點，其中大都屬於黨史或有關黨史。

如果要開《二〇〇五年我的讀書單》，這半年大概又可以開出十來本吧。

現在，就以我閒來讀史的範圍為限，拉雜地説一説我讀黨史出版物後的一些印象和感想。

（三）黨史學界的成果

《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首先開列了《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二）》。這兩部書都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著作，我認為這是黨史學界近年來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黨史學界，關心黨史的人們，對文獻室的工作成果，總是交口稱讚的多。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著作，分幾個系列（選集、文選、專題文集、綜合文集、建國以來文稿）在系統地出版，各人的多卷（或一卷）的傳記、年譜也在陸續出版。這為黨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有時詳細到逐日甚至一日還分上午下午晚上的、其中不少是真正鮮為人知的檔案資料。文獻室的著作，也以依據大量檔案和訪談資料見長。研究黨史的人們，常常抱怨檔案開放不夠。這個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認為，文獻室的這些出版物，應該説也是開放檔案的一條途徑、一種努力。黨史學界應該盡可能利用這些出版物中系統地公佈的檔案材料，而這種利用，有些研究者是很注意的，很可惜，許多研究者現在還不能説是注意得足夠的。

當然，這些出版物也不是十全十美。它們的某些觀點，對歷史的某些敘述方式，對檔案的某些使用方式，對文獻的某些編輯方式，人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某些史料錯誤，也難以完全避免（我就發現《周恩來年譜》中有一條史料把一九六五年底作協和共青團聯合召開的青年業餘創作積極分子會議上周揚的一篇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當作周恩來的了）。這都不要緊，可以指出和討論，以推動黨史人物、黨史事件的研究更加細緻、更加準確。

評論《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時我説過：這是迄今為止最全面地記敘毛澤東一生中這最複雜而曲折的後二十七年的一部力作。金無足赤，書無完書。“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詳，必有所略。但取捨詳略之際，考慮間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論世之處，作者頗具匠心，究難悉當。”胡喬木評論《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的這幾句話，移用到評論《毛傳後篇》，也是適當的吧。對毛澤東的評論，人們盡可以見仁見智，然而，只要是本著嚴肅的態度進行研究，就不可能繞過這本書，無視這本書，否則，對毛澤東的研究至少會是有缺陷的。

對《毛澤東傳》的這些評論，移用於文獻室著述的其他傳記、年譜，恐怕也是合適的。

文獻室的工作成果很多，無需逐一評論。補充一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要文獻，由文獻室及時陸續編齊出版，已成慣例，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從建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要文獻，也已由文獻室編齊出版。可是，這兩段時間之間，即“文化大革命”十年和前進中徘徊兩年的重要文獻，卻還沒有編輯出版。過了三四十年了，沒有那麼大的政治敏感性了，是不是可以快一點編印出來，使重要文獻的編輯出版，接成一條完整的龍呢？

（四）再談黨史學界的成果

除了文獻室的著作，就要數黨史室的著作了。《中國共産黨歷史》（第一卷），由《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卷）修訂而成。上卷一九九一年出版後，頗得好評。為什麼要修訂？因為十多年來，卷帙浩繁的大型資料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和《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相繼問世；兩位主持上卷編寫的大師的遺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整理出版；史學界不少引人注目的相關研究分別出版。只有依據新的歷史資料、新的歷史經驗、新的歷史視角，不斷修訂和補充已經出版的權威著作，才能保持其權威性。

《中國共産黨歷史》第一卷是紅花。但是，紅花雖好還需綠葉扶持，一花雖好還需百花齊放。通史著作，在篇幅上，既要有大型的（像這部著作這樣），又要有小型的（像《中國共産黨簡史》那樣），還要有中型的（像《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那樣）。詳略各異的黨史通史和分段別類的黨史專史，要百花齊放。同屬通史，篇幅相近，但各具特色，可資比較，也要百花齊放。權威本不是“定本”，不能定於一版而應不斷修訂，也不能定於一本而應多本並存。當然，低水準重復的東抄西剪之作，是不能提倡的。

（五）領導人的回憶和自述

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自述歷史，寫作系統的回憶錄，這在新中國，還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當然，在外國，這是常規。就是在舊中國，就是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共産黨內，這也常有。毛澤東和在陜北的許多人，不是都向先後到達這裡的斯諾夫婦自述過自己的經歷嗎？斯諾的《西行漫記》和斯諾夫人的《西行漫記續編》中的這些自述，不是在全中國、全世界都發生了很大影響嗎？建國以後，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沒有發表過系統的自述和回憶了。有，也是一些片段。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改變了，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人們，元帥、大將和上將們，省市委書記們，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部長主任們，許多人都有回憶錄性質的著作問世。這些年，新退下來的黨和國家最高級領導人寫的專題回憶，也不斷問世。應該説，這是黨史研究繁榮的重要表現。

這些自述，這些回憶，能算是黨史學界的成果嗎？

黨和國家領導人，黨政軍高級幹部，當然不好歸入黨史學界。但是，第一，他們本身就是黨史人物；第二，他們的自述和回憶，往往得到黨史學界一些同志的幫助。或者幫助他們查閱檔案，蒐集材料，或者幫助他們起草初稿。據我所知，薄一波的《回顧》和《奮鬥與思考》，《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都是如此。《楊尚昆日記》當然是自己寫的，但也有黨史學者幫助校訂和註釋，《楊尚昆回憶錄》幫助者一定更多。許多元帥和將軍、許多省市委書記的回憶，恐怕也大抵如此。《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中提到的《吳德口述》，更是黨史國史工作者採訪、記錄、整理的結果，並且有採訪者署名，以示黨史學者對此書在學術上分擔責任。如果開《二〇〇五年我的讀書單》，還將列上多本這樣的回憶錄。這次會上大家拿到的陳錦華的《國事憶述》，是最新的一種。這類回憶錄，由於當事人的地位，由於助手們查閱檔案的方便和蒐集資料的廣泛，歷史價值一般都比較高。

根據回憶者本人屬於黨史人物和有黨史專業人員協助這兩點理由，我以為，這些著作也屬於黨史研究的成果。

（六）大秀才和大翻譯的回憶和自述

在黨和國家領導人身邊工作過的“大秀才”，這些年也寫了許多的回憶。李銳，曾以毛澤東的兼職秘書的身份參加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他寫的《廬山會議實錄》，引用了大量史料，特別是他被指名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彭會的親筆記錄，在“文革”中被專案組沒收，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得以發還，是獨有的一份。吳冷西，“文革”以前經常列席最高領導層討論國際問題的會議，他寫了兩大本《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其中有些觀點現在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提供的歷史情況卻是非常豐富和可貴的。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了。近年來，曾任鄧小平復出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的于光遠，涉足黨史研究，寫了《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和《我憶鄧小平》，前一本已經在海外譯成外文出版。

秀才們之外，還有翻譯們。曾經在黨和國家領導人身邊擔任過翻譯的師哲，有了口述自傳；李越然，有了回憶文集；閻明復，正在一些黨史刊物上陸續發表回憶文章。

因為這些人都有過在領導人身邊工作的經歷，他們的回憶，可以補領導人自己沒有寫回憶的不足，甚至補檔案不完備的不足。而且秀才和翻譯的視角，又不同於領導人的視角，所以這些人的回憶有它們不可替代的獨立價值。

領導人和他們身邊的秀才、翻譯的回憶，構成這些年我們黨史研究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也許人們要問：個人回憶能算信史嗎？的確，個人回憶，難免有失真之處。這可能是無意的，時間久了，記憶串了，人人難免。也可能多少是有意的，囿于某種理念，為尊者賢者諱。至於歷史上的糾葛和誤解，記載到回憶錄裏，也在所難免。但這些都不足以否定當事人回憶的歷史價值。當然，對於當事人寫回憶錄，第一，要提倡遵守信史原則；第二，要提倡多寫，多家回憶可資比較，從比較中讀者自可評論某種記述真實性的程度；第三，歷史學家使用歷史當事人的個人回憶時，要加以研究，加以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