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健在的著名學者王元化,與思想文化界巨頭周揚曾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交往。
王元化早年就學于清華園,在抗日烈火紛飛的年代裏參加革命,並一直在黨領導的文藝戰線工作。解放以後,王元化以其深厚的理論素養,深得周揚的賞識。1955年,由於受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王元化被隔離審查。周揚得知後,託人帶話給他:只要承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個“分子”,就可以作內部矛盾來處理。雖然王元化拒絕了周揚的好意,拒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分子”併為此遭受磨難,但周揚這份關心他還是記在心上的。
有此淵源,1978年,當王元化得知周揚復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職後,即給周揚寫信,與周揚取得聯繫。周揚也一如既往地關注著王元化。下面所引錄的這封信,是王元化為出版韋卓民遺著寫給周揚的求援信,也是他寫給周揚數封未曾披露的信中的一封。現將信轉錄于下,並略作解釋,以給王元化和韋卓民的研究者提供一點資料。
周揚同志:
奉上上海師院學報(82年1期)。其中有韋卓民(已故)論學書,是給我的信,由我整理髮表,並附一跋。
韋先生是國內康得哲學專家,生前曾為商務譯出亞裏士多德及康得著作多種,共三百餘萬言,內中約近半數積壓在商務未予出版。他晚年曾著《黑格爾的<小邏輯>評注》一書(即拙跋中所記),功未畢而人已故。此稿我雖未見,但與他通信中多有多涉及,深感具有相當價值,倘能問世,當嘉惠學人。因此于三年前即向陳翰伯同志當面呼籲,他亦表示重視,並記下此事,但迄今無下文。我不單純是出於私人受業之情,也確實為了我國學術界的興旺繁榮,謹向您呼籲,請您推動有關方面(商務)儘快將韋先生評述早日印行出版。韋死後,我與其子女無來往,也無通信關係,僅知他們在武漢某單位任教或任工程師之類,其長子名鄂生,女名安娜。我想出版社如關心此事,當可查出他們的地址。
今夏我大約要來京談百科文學卷事,屆時當趨前拜訪。我一直在關心著您的健康,聽説您一直很好,頗感快慰。望您珍重。
目前文藝界很需要老一輩,特別是像您這樣一直擔任領導,深知文藝界情況,並對文藝具有高度修養的領導人發言,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得以茁壯成長。我感到我們黨的文學事業向前發展仍存有阻力,因此更希望您于必要時作必要發言,我深信您一定會這樣做、因為您過去已經這樣做過多次了。這效果及影響是巨大的。
請代問候靈揚同志。
致
敬禮
王元化手上 (1982年)四月十【日】
王元化在信中只是簡略地介紹了韋卓民的學術成就,並沒有提到自己與韋卓民通信討論哲學問題的歷史淵源。其實,這是很值得提及的一段學術佳話。
韋卓民是王元化父親王維周的同窗好友。他早年留學英美等國家,對中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是中國現代最早從事中西文化比較研究而有卓越建樹的學者之一。1915年,韋卓民就用英文撰寫了《孟子之政治思想》,後又陸續發表了《佛教凈土宗與基督教之比較》(1920年)、《東西方文化之綜合問題》(1927年)、《孔門倫理》(博士論文,1928年)。獲得博士學位後,韋卓民回國,到華中大學主持校政,並開始系統地翻譯介紹康得等國外哲學家的著作。由於他卓越的學術成就,1945年到1946年,韋卓民獲得“亨利・魯斯訪問學人”的資格,赴美進行學術交流,並在紐約出版了自己的英文著作《中國文化之精神》。
王元化年少時即對韋卓民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時,乃父經常向他介紹韋卓民手不釋卷的好學精神,以勉勵他勤奮讀書。在王元化進中學時,因抗戰爆發,北平局勢緊張,王維周舉家避難武漢,寄居在華中大學校舍,王元化也得以拜見這位父親稱道的長者,並得到他親授《大學》、《中庸》的機會。可惜時間很短,暑假過後,王家又返回北平,王元化與韋卓民此一分別,就過去了30多年時光(參見《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
六十年代初,韋卓民來上海探親訪友,再度與王家人見面。而此時,王元化卻戴上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帽子。可貴的是,王元化雖然身處逆境,卻不為政治磨難所屈服而潛心於學問。他除專心研究《文心雕龍》——這一研究,使王元化成為這一領域中海內外知名的專家——外,又在黑格爾的哲學世界裏找到了“心靈的契合”。這種契合,也使他與韋卓民有了更多溝通的機會。王元化後來回憶説:
韋卓民先生利用暑假來滬探親訪友,重新見面時我已進入中年。那時我對黑格爾興趣正濃,提出向他請教,他慨然應允,並約定通信討論。他回武漢不久就按約定開始實行了。我們大約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函件往來頗為頻繁。十年浩劫曾一度中斷,那些信也全部銷毀。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又繼續通信,這些信我保存下來了。(王元化:《韋卓民遺著》,載《清園夜談》)
可以想見的是,逆境中的王元化,讀到韋卓民那一封封來信,在增長自己學術知識的同時,也感受到了蘊含其間的深深關愛,並將這種關愛化作惕勵自己潛心問學的動力。王元化後來説:
他(韋卓民)在一封信中,曾談到我國思想史方面的貧乏,勉勵我説,“世兄其與我共勉之”的話,至今仍時時促我勤奮,使我對自己的怠惰荒疏感到內心的疚責。後來,我的興趣轉向思想史方面,應該説卓民先生的那句話是起了很大影響的。
因為這種影響的存在,王元化須臾未曾忘記這位父執兼師長的前輩。在月朗天霽的1982年,為了表示對韋卓民的懷念之情,他將保存下來的韋卓民的信,選出幾封以《關於黑格爾小邏輯一書的通信》為題,發表在《上海師院學報》上。同時,抱著“為了我國學術界的興旺繁榮”的想法,致信周揚求援,並將載有韋信的《上海師院學報》送上,希望周揚能關注韋卓民遺著的出版。
接到王元化的信後,周揚是很重視的。據了解,周揚曾責成辦公室人員與商務印書館聯繫。據王元化回憶,主持商務印書館的陳原曾去信給他,詢問韋卓民遺著下落,這大約與周揚的關注有關。但是,正如王元化信中所言,因在韋卓民謝世後,他“與其子女無來往,也無通信關係”,不知道遺著的下落,此事也就沒有結果了。直到八十年代末,韋卓民所供職的華中師範大學才編輯完成《韋卓民遺著》一書。九十年代初,在書付梓之際,王元化寫了出版前言,再一次表達了對韋卓民的懷念和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