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健在的著名學者王元化，與思想文化界巨頭周揚曾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交往。

王元化早年就學于清華園，在抗日烈火紛飛的年代裏參加革命，並一直在黨領導的文藝戰線工作。解放以後，王元化以其深厚的理論素養，深得周揚的賞識。1955年，由於受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王元化被隔離審查。周揚得知後，託人帶話給他：只要承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個“分子”，就可以作內部矛盾來處理。雖然王元化拒絕了周揚的好意，拒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分子”併為此遭受磨難，但周揚這份關心他還是記在心上的。

有此淵源，1978年，當王元化得知周揚復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職後，即給周揚寫信，與周揚取得聯繫。周揚也一如既往地關注著王元化。下面所引錄的這封信，是王元化為出版韋卓民遺著寫給周揚的求援信，也是他寫給周揚數封未曾披露的信中的一封。現將信轉錄于下，並略作解釋，以給王元化和韋卓民的研究者提供一點資料。

周揚同志：

奉上上海師院學報（82年1期）。其中有韋卓民（已故）論學書，是給我的信，由我整理髮表，並附一跋。

韋先生是國內康得哲學專家，生前曾為商務譯出亞裏士多德及康得著作多種，共三百餘萬言，內中約近半數積壓在商務未予出版。他晚年曾著《黑格爾的<小邏輯>評注》一書（即拙跋中所記），功未畢而人已故。此稿我雖未見，但與他通信中多有多涉及，深感具有相當價值，倘能問世，當嘉惠學人。因此于三年前即向陳翰伯同志當面呼籲，他亦表示重視，並記下此事，但迄今無下文。我不單純是出於私人受業之情，也確實為了我國學術界的興旺繁榮，謹向您呼籲，請您推動有關方面（商務）儘快將韋先生評述早日印行出版。韋死後，我與其子女無來往，也無通信關係，僅知他們在武漢某單位任教或任工程師之類，其長子名鄂生，女名安娜。我想出版社如關心此事，當可查出他們的地址。

今夏我大約要來京談百科文學卷事，屆時當趨前拜訪。我一直在關心著您的健康，聽説您一直很好，頗感快慰。望您珍重。

目前文藝界很需要老一輩，特別是像您這樣一直擔任領導，深知文藝界情況，並對文藝具有高度修養的領導人發言，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得以茁壯成長。我感到我們黨的文學事業向前發展仍存有阻力，因此更希望您于必要時作必要發言，我深信您一定會這樣做、因為您過去已經這樣做過多次了。這效果及影響是巨大的。

請代問候靈揚同志。

致

敬禮

王元化手上 （1982年）四月十【日】

王元化在信中只是簡略地介紹了韋卓民的學術成就，並沒有提到自己與韋卓民通信討論哲學問題的歷史淵源。其實，這是很值得提及的一段學術佳話。

韋卓民是王元化父親王維周的同窗好友。他早年留學英美等國家，對中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是中國現代最早從事中西文化比較研究而有卓越建樹的學者之一。1915年，韋卓民就用英文撰寫了《孟子之政治思想》，後又陸續發表了《佛教凈土宗與基督教之比較》（1920年）、《東西方文化之綜合問題》（1927年）、《孔門倫理》（博士論文，1928年）。獲得博士學位後，韋卓民回國，到華中大學主持校政，並開始系統地翻譯介紹康得等國外哲學家的著作。由於他卓越的學術成就，1945年到1946年，韋卓民獲得“亨利・魯斯訪問學人”的資格，赴美進行學術交流，並在紐約出版了自己的英文著作《中國文化之精神》。

王元化年少時即對韋卓民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時，乃父經常向他介紹韋卓民手不釋卷的好學精神，以勉勵他勤奮讀書。在王元化進中學時，因抗戰爆發，北平局勢緊張，王維周舉家避難武漢，寄居在華中大學校舍，王元化也得以拜見這位父親稱道的長者，並得到他親授《大學》、《中庸》的機會。可惜時間很短，暑假過後，王家又返回北平，王元化與韋卓民此一分別，就過去了30多年時光（參見《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

六十年代初，韋卓民來上海探親訪友，再度與王家人見面。而此時，王元化卻戴上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帽子。可貴的是，王元化雖然身處逆境，卻不為政治磨難所屈服而潛心於學問。他除專心研究《文心雕龍》——這一研究，使王元化成為這一領域中海內外知名的專家——外，又在黑格爾的哲學世界裏找到了“心靈的契合”。這種契合，也使他與韋卓民有了更多溝通的機會。王元化後來回憶説：

韋卓民先生利用暑假來滬探親訪友，重新見面時我已進入中年。那時我對黑格爾興趣正濃，提出向他請教，他慨然應允，並約定通信討論。他回武漢不久就按約定開始實行了。我們大約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函件往來頗為頻繁。十年浩劫曾一度中斷，那些信也全部銷毀。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又繼續通信，這些信我保存下來了。（王元化：《韋卓民遺著》，載《清園夜談》）

可以想見的是，逆境中的王元化，讀到韋卓民那一封封來信，在增長自己學術知識的同時，也感受到了蘊含其間的深深關愛，並將這種關愛化作惕勵自己潛心問學的動力。王元化後來説：

他（韋卓民）在一封信中，曾談到我國思想史方面的貧乏，勉勵我説，“世兄其與我共勉之”的話，至今仍時時促我勤奮，使我對自己的怠惰荒疏感到內心的疚責。後來，我的興趣轉向思想史方面，應該説卓民先生的那句話是起了很大影響的。

因為這種影響的存在，王元化須臾未曾忘記這位父執兼師長的前輩。在月朗天霽的1982年，為了表示對韋卓民的懷念之情，他將保存下來的韋卓民的信，選出幾封以《關於黑格爾小邏輯一書的通信》為題，發表在《上海師院學報》上。同時，抱著“為了我國學術界的興旺繁榮”的想法，致信周揚求援，並將載有韋信的《上海師院學報》送上，希望周揚能關注韋卓民遺著的出版。

接到王元化的信後，周揚是很重視的。據了解，周揚曾責成辦公室人員與商務印書館聯繫。據王元化回憶，主持商務印書館的陳原曾去信給他，詢問韋卓民遺著下落，這大約與周揚的關注有關。但是，正如王元化信中所言，因在韋卓民謝世後，他“與其子女無來往，也無通信關係”，不知道遺著的下落，此事也就沒有結果了。直到八十年代末，韋卓民所供職的華中師範大學才編輯完成《韋卓民遺著》一書。九十年代初，在書付梓之際，王元化寫了出版前言，再一次表達了對韋卓民的懷念和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