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求是”的規律

中央黨校學員在研究黨的思想路線的過程中，不只一次地提出：“實事求是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難以貫徹執行，有諸多方面的原因。主體素質不高，“烏紗帽”看得很重，立場、觀點、方法不對頭，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經濟、政治體制存在弊端，權力集中于上層和個人，勢必形成看領導眼色行事而不是按客觀規律辦事。所以，落實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提高主體素質，特別是深化體制改革。對此，我在有關的文章中已經發表了一些看法，這裡無須贅言。如果深入考察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那麼，可以説，要做到實事求是，本來就是十分艱難的。

關於實事求是，毛澤東作過科學的界定。他説：“‘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幹工作不能跟著感覺走，更不能跟著風跑，要按規律辦事情，這是實事求是的要旨。

規律是事物內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繫，是躲在後面、藏在裏面的東西，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不是憑直觀就能把握的。無論自然界還是社會歷史領域，對規律的探索都要付出艱辛。就此而言，“實事求是難”的説法，不無道理。為了得到關於客觀事物的規律性的認識，首先要研究“求是”的規律，即求規律的規律，也就是認識規律。毛澤東撰寫的《實踐論》，系統地闡述了認識的辯證運動規律，是不可多得的經典，不可不讀的著作。

《實踐論》寫于1937年7月。這部著作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故題為《實踐論》，副標題則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馬克思主義哲學把實踐引入認識論，強調實踐是認識論的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把辯證法引入認識論，揭示了認識的辯證發展規律。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在《實踐論》中均有充分的體現。這部著作自始至終都強調實踐在認識中的基礎作用，認識從實踐中來，受實踐的檢驗，在實踐中發展，為實踐服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闡述實踐的基礎作用，闡述認識和實踐的辯證關係。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實踐論》絕大部分篇章都是闡述認識過程的辯證法。作者是在認識的辯證運動過程中，論述實踐的基礎作用，以及認識和實踐的相互關係的（實際上，所有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都是在運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馬克思也是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闡述生産關係和生産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闡述生産力的最終決定作用的）。

認識的辯證運動過程，就是在實踐中發現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真理是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認識的辯證運動過程，也就是人們在實踐中逐步獲得對客觀事物的規律性的認識，並以這種規律性的認識為指導去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過程。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把認識的辯證運動規律看作“求是”的規律，也就是求規律的規律。從這樣一個視角重讀《實踐論》，對於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研究認識規律需著力把握的內容

根據《實踐論》的論述，似應從以下三個方面把握認識規律即“求是”的規律。

（ 一 ）認識過程的兩個飛躍及其實現條件。

在實踐的基礎上對一個具體事物的認識，總要經過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到實踐這樣兩個飛躍。

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有本質的區別。感性認識的形式是感覺、知覺、表像，理性認識的形式是概念、判斷、推理；前者反映的是事物的現象、各個片面和外部聯繫，後者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質、全體和內部聯繫。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是互相統一的。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而且，在現實的認識過程中，很難找到純粹的感性認識，也很難找到純粹的理性認識，它們總是相互滲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處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係時，應當防止兩種傾向。一是過分強調感性認識的可靠性而忽視理性認識的作用。《實踐論》有這樣一段話：“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對於長期搞實際工作而較少接觸理論的同志來説，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種傾向是，過分強調理性認識的可靠性而輕視感性認識。事實上，感性認識貧乏的人，理解問題的深度要受限制。這對於長期搞理論工作而較少接觸實際的人又是值得注意的。實現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這裡包括：感性材料十分豐富和合乎實際；對感性材料進行加工製作。感性材料殘缺不全或不合實際，不能加工出合格的産品。迎合某種需要或屈服於某種壓力搞上來的材料，你信以為真了，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方面我們是有深刻教訓的。所以，獲取豐富而真實的感性材料是實現第一個飛躍的首要條件。現代資訊手段應當充分利用，但是，無論多麼現代化的手段都不能代替領導者深入實踐，直接去感知事物。有了豐富而實際的感性材料，還要加工製作。毛澤東講了十六個字：“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這就需要學會辯證思維方法。加工製作是個體的還是群體的？恐怕主要是後者，一個人的腦子總是有限的。決策的科學化有賴於決策的民主化。

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飛躍，即從理性認識到實踐，是更為重要的。這是因為，理論正確與否，要由實踐檢驗；即使正確的理論，也要回到實踐中去才能變成現實的力量，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澤東説：“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實現第二個飛躍需要具備主客觀條件。客觀條件指一定的科學技術手段和社會物質力量。主觀條件包括，制定同本國實際相符合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為實現這些路線、方針、政策所必需的計劃、方案、措施，即把理論理性變為可操作的實踐理性，還要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等等。

（二）對一個事物（過程）的規律性認識，往往需要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多次反覆才能夠完成。

《實踐論》講了兩個飛躍之後，有這樣一段話：“一般地説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乎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于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

為什麼對一個事物的規律性認識，往往需要經過實踐和認識的多次反覆才能夠完成？這是由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狀況所決定的。從認識的主體來看，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其認識能力總是有限的。他們不但受到自身“肉體狀況和精神狀況的限制”，而且受到客觀歷史條件的限制。從認識的客體來看，客觀事物的方面和本質有一個逐步顯現和暴露的過程。由於客體表現程度的限制，即使主體十分努力，也常有始料不及的情形發生。

由於對一個事物的規律性認識，常常需要經過實踐和認識的多次反覆才能完成，那麼，在完成之前，部分錯了，大部錯了，甚至完全錯了，都是可能的。正因為如此，人犯錯誤，黨犯錯誤，難以完全避免，這是認識規律所使然。當然，我們希望錯誤犯得少一些，代價花得少一點。辦法就是尊重實踐的檢驗，按照實踐檢驗的結果矯正和完善原有的認識。在認識見之行動之後，認真調查研究，注意資訊反饋，及時總結經驗，尊重實踐檢驗，自覺修正錯誤，這是認識主體順應認識規律所應當具備的品格和功力。聰明的人，高明的黨，總是從自己的、別人的，本國的、他國的，正面的、特別是反面的經驗教訓中學習，增長才幹。

（三）主觀和客觀的統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總是具體、歷史的。

對於一個具體事物的認識，經過兩個飛躍，經過實踐和認識的多次反覆，如果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這個認識是合乎客觀規律的，那麼，也就有了對此一事物的真理性的認識了。但是，物質世界極其廣大，其發展是無限的。人們的認識總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進行。即使這一定時間、地點、條件下取得的認識是符合客觀實際及其規律的，也只是獲得了關於物質世界一定過程、一定範圍、一定層次的客觀真理。客觀過程向前推移發展，人們的認識也要跟著推移發展；客觀過程的發展沒有到頭的一天，人們的認識也沒有到頂的一日。這個層次認識了，還有更深的層次等待我們去發掘。主觀和客觀的統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總是具體的、歷史的。任何真理（也就是客觀真理）都有兩重屬性，它們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就其正確地反映了一定的客觀事物及其規律來説，真理有絕對性的一面；就其所反映的只是物質世界一定的過程、範圍和層次來説，真理又都具有相對性的一面。恩格斯在講到辯證發展觀的時候深刻地指出：“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列寧説：“認識是思維對客體的永遠的、沒有止境的接近。”毛澤東也説過：“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解放思想無止境，探索規律無窮期。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是永恒的課題。中國共産黨把“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鄭重地寫進黨的思想路線之中，既是經驗的總結，又是對認識規律的尊重，其意義是深遠的。

《實踐論》對認識的總規律作了這樣的概括：“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迴圈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掌握金鑰匙，開啟通向自由王國的大門

研究認識規律即“求是”的規律，掌握這把金鑰匙，目的是探索客觀事物的規律，自覺地逐步地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

我國目前正處在實現現代化“三步曲”第三步的前二十年。這是改革的攻堅階段，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人民將在這二十年建立起有利於生産力發展的經濟政治體制，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重任，為實現現代化打下堅實的基礎。鋻於這個特殊歷史階段的重要和艱難，人們通常把它稱作“戰略機遇期”，“矛盾突顯期”。度過這段艱難的歲月，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之所以叫“艱難的歲月”是因為，我們的確面臨著諸多的老大難問題和錯綜複雜的深層次的矛盾。怎樣破解這些難題？怎樣解決這些矛盾？擺在首位的是，認真地研究規律，把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奠立在對客觀規律熟悉和駕馭的基礎之上。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我們的力量受到很大摧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見 《義勇軍進行曲》即後來的“國歌”）。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毛澤東花功夫最多的是，在總結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的基礎上，認真地研究規律。1936年，他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提出要研究戰爭的規律，革命戰爭的規律，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毛澤東的名著《論持久戰》，寫于1938年5月，距“七七”事變只有10 個月。這部著作對抗日戰爭的前途和進程之所以能夠作出令人折服的科學預見，全在於毛澤東對中日雙方的矛盾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對中日戰爭的規律作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國，用了28年，如果以1935年遵義會議為轉捩點，剛好是前14年，後14年。前後兩個14年，均有勝利和失敗的交織。但整體看來，前14年履遭失敗，後14年節節勝利，根本原因是對中國的國情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律，從不甚了了到比較熟悉，從必然王國逐步進入自由王國。

從建國到現在，半個 多世紀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也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我們完全有條件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認真地研究規律，包括宏觀的規律和微觀的規律。比如，我們要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還要研究和平和發展成為當代世界主題之條件下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我們要研究現代化建設的一般規律，還要研究在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的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特殊規律。我們要研究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還要研究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市場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研究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更加特殊的規律。我們要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規律，還要研究我國各個地區各個行業建設和發展的特殊規律。規律有一般和特殊之分，任何事物都有規律可尋。所以，認識和實踐的主體（包括群體主體和個體主體），都有探尋規律的任務，亦有發現規律的可能。

應當如實地承認，我們面前還有很多必然王國，我們對深層次的規律還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們在諸多生疏的領域還不能得心應手地工作。如果認真研究規律並按規律辦事情，真正成為中國共産黨的風尚，成為中華民族的風尚，成為廣大幹部孜孜以求的東西，成為評價幹部政績的重要標準，那麼，就可以一掃浮躁、功利、形式主義等壞風氣，就可以逐步克服實際工作中的盲目性，就可以真正落實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可以加強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就可以使我們整個的工作品質和工作水準上一個大的臺階。我們期盼這一天早日到來。正是基於這樣的期盼，我重讀了《實踐論》，並寫了如上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