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口述自傳叢書》,已經出版三種,我都看了。的確是三本很有意思的書。
文強是全國政協委員,一次一同視察湖南,我聽他講一口標準的長沙官話,忽然想到,他是湖南人,又姓文,毛澤東母親,娘家也姓文,他跟那個文家有沒有關係?便問他。他小聲説,豈止有關係,就是那一個文家。好像是不願意借這個題目在大庭廣眾中張揚,他沒有多談。後來,一個什麼單位請幾位湖南老鄉到京郊小住渡五一長假,文強也在內。他年紀最大,怕是靠九十了,大家陪著他坐在汽車上觀山景。他記憶力強,車上車下跟我們談往事,娓娓道來,時有幽默。聽他談,成了此行的主要內容,遊覽反倒變成陪襯了。他談早年在長沙同毛澤東的交往,談經海路赴廣東途中同毛澤東的邂逅,談在廣州時同毛澤東打麻將的爭執,談他在共産黨和國民黨的經歷。我原來只知道他是被特赦的國民黨戰犯,這才知道他原來還和共産黨有過很深的關係,而且在共産黨內擔任過重要的職務。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有人幫他搞一本口述歷史。後來聽説有人在搞,又聽説他去世了,又聽説書已經出了。就找來讀。
讀了之後,滿意,又不很滿意。滿意的是書的內容,了解到那個大時代中一位走過曲折道路的老人的傳奇一生;不很滿意的是書稿整理方面有所不足。大概是採訪時錄了音,再根據錄音記錄成文字,而記錄者或整理者對文老的湖南口音辨聽得不是很清楚,對文老所接觸的一些人名、地名和所經歷的歷史事件不是很清楚。這樣就出了一些差錯。
當時,我就給社會科學出版社我熟悉的一位同志寫了一封信,説:“昨日讀完《文強口述自傳》,發現有若干錯誤,聽説還要重印,最好能改正一下。”我指出的錯誤包括:南昌起義的部隊不可能到過上海,書中的“上海”顯然有誤;“西晉”公署為“綏靖”公署之誤;“上海解放以後”,為“上海光復以後”之誤;美國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襲,未被日本“佔領”;三尺土上有神明,應為三尺頭上;程賢州,陳仙洲,顯係同一人;“只是”應是“指示”;孫健,應為申健;黔,應為青(青海);京浦,應為津浦;“黃維死了差不多三十年了”,不對,後文講到一九八四年文強還同黃維一起遊岳麓山;溥儀被俘先在蘇聯,後到東北,不可能與文強一起在山東;送壽禮所寫的字,似應是“花好月圓人壽”,“花花圓圓壽壽”不可解;與毛澤東女兒李娜合照,應為李訥。我説:“如果文強能自己審閱一遍,肯定會加以改正。可惜找他訪談,晚了一點,沒有全談完,也來不及由他審閱。”
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是發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的,稱讚這本書好,但是對整理中的差錯一一指了出來,比我指出的要詳盡多了。我也告訴了編輯部。這篇書評還對幾段史實提出懷疑。比如,文強自述説他從湖南到廣東去上黃埔軍校,在從上海到廣東的輪船上偶然遇到毛澤東。書評作者引證了《毛澤東年譜》,認為這不可能,因為毛不是從上海走的。毛年譜當然是權威的根據,但是也不見得對每個細節它都搞的那麼清楚。文強這段故事,我也聽過他講過,有生動的細節,似乎不像編造,他也沒有必要編造。當然不排除文強記憶的差錯,把這個場合的事同那個場合的事混淆起來。但是要肯定文強為誤記,可能還需要做一些考證工作。如果在文強生前把這個問題、把毛年譜的記載,同文強討論一下,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文強自述裏缺少他作為戰犯被關押的那一段歷史。也許是他不願意談。留這麼一段空白,總是一種憾事。如果做口述記錄的人多跟他談談,從不同角度引導他談談,也許可以較多地彌補這空白。
總之,這是一本很重要的、又有一些缺點和遺憾的書。有些還可以彌補,有些因為口述者已經故去,不可彌補了。從這本口述自傳的得與失中總結出來的做口述史的經驗,對於以後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唐德剛講他的經驗,他幫胡適、李宗仁做口述史,要掌握和查閱很多材料,在一些方面一些問題上,比他所採訪的對象掌握的材料還要多,甚至還發現並能用材料證明口述者記憶的錯誤,幫助口述者糾正錯誤。這就是史學工作者幫助歷史當事人做口述史的優勢。他把這件事當作一件研究工作來做,他以一個史學研究者的身份同口述者平等討論。他同口述者一樣,要對這部口述史,對它的可信程度、科學價值、歷史價值負責任。
口述史和回憶錄,是不是大體上是一回事?或者是不是應該有什麼區別?通常來説,作者自己寫的叫回憶錄;作者口述,別人幫助整理的,就叫口述史。我看,在我們這裡,除了一些文學家寫回憶錄是自己寫的以外,許多領導人寫回憶錄,大多是請人(往往還是不少人)幫助整理。不但幫助他查材料,而且幫助他編文字,這是不是也叫口述歷史?
比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他原來想自己寫,找一些人幫助。他的確自己回憶過去向他的助手們講了許多次,還要助手幫助他查檔案。因為他是領導人,根據他的要求去查檔案,比較方便。助手們根據他的談話,根據查看檔案的結果,寫出初稿。他看助手寫的稿子,提出這裡不行,那兒還要怎麼補充,怎麼發揮,他自己做了一些修改或者要求助手再做修改。有些稿子他看過幾次覺得大體可以了,但覺得還要再修改。後來他逝世了,這部回憶錄沒有能夠完成。如果他在世時完成了,這算是口述的還是自己寫的?大概會算他自己寫的。現在印出來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叫談話錄,真正的他口述別人記錄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叫初擬稿,別人按他的要求,根據他口述,根據查檔案的結果寫出來的初稿,還有他已看過、提出過意見又由助手修改出來的稿子。總之,是一部半成品。
黨的領導人的這類回憶錄,包括領導人自己主持審定最後完成了的,也包括領導人沒有來得及自己審定,由助手們主持完成的,現在出得不少了。這類回憶錄,由於當事人的關鍵地位,由於查閱檔案的方便,歷史價值比較高。是不是還可以提高,需要提高?我看還需要。因為,助手們大多不是專業的史學工作者,有些是史學工作者,但多為領導人的部屬,相對地説,獨立思考,客觀判斷,難免要打點折扣。如果有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參與寫作,與領導人一起平等討論,或者會有助於提高這類著作的學術水準,完成一部真正的口述歷史。或者説,換一個思路,怎樣使幫助領導人寫回憶錄的助手們,更多地了解一下學者們作口述歷史的經驗和長處,也有助於提高這類著作的學術水準。
還有日記。再現整理出版前人的日記或者自己從前的日記,越來越多了。當事人當時寫的日記,要講史料價值,那是比較高的。後來的回憶,相隔時間越久,記憶越容易有差錯。但是日記的發表,如果經過整理,這整理者會不會由於種種考慮而隱藏了一些真相,那就是需要研究者仔細考察的事情了。宋雲彬先生有一本日記,後人把它題為《冷眼紅塵》給出版了,頗得好評。這好評是該得的,的確是一本很有歷史價值的書。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得知書上的文本同他原始稿子的文本有一些差別。我曾經關心建國初救國會的解散,寫過兩篇文章。對為什麼解散,只看到解散時宣言的所説的原因,不知還有什麼深層的原因。別人給我提供了一點深層的材料,也還是弄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文章發表後,收到上海市委統戰部的一位年輕同志的信,他説,在宋雲彬日記裏曾記載召開新政協期間,周恩來、李維漢到北京飯店,跟救國會的幾個代表談話,提到一種設想:將來留一個民革,一個民盟,一個民建,其他民主黨派就不要單獨成立了。宋雲彬日記曾經在《新文學史料》上發表過到北平準備開新政協的這一段,裏面記載了這個材料。在現在出版的《冷眼紅塵》中,把這一天的日記刪去了。我不知道整理者為什麼要刪去這個材料,沒有什麼政治忌諱嘛,只是一段歷史嘛,只是幾十年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曾經有過的一種設想嘛。當時,救國會解散了,與國民黨有歷史關係的幾個黨派也合併為一個民革了。只是後來思路改變,其他民主黨派的解散或合併才被阻止。我覺得宋雲彬日記的這一條,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幸虧日記兩度發表,被細心的讀者把被整理者在出書時刪去的地方看了出來。如果過去沒有發表過,讀者只能看到《冷眼紅塵》,就不能從這裡知道這段歷史了。這種加工,我看完全沒有必要,損害了史料的價值。
不僅對口述歷史要有批判精神,對文字檔案也要有批判精神。抗美援朝開始之前,十月二號毛澤東有一個給蘇聯的電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都編進去了,是毛澤東手筆,當然是可靠的,內容是準備出兵。發表以後,海外研究者極為關注並引發爭議。不少人以此為據,斷定中國在十月二號就作出了出兵的決定。也有人對它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偽造,表示疑問,因為十月二號蘇聯大使打回去一個電報,彙報毛澤東跟大使談話的情況,跟那份電報的意思正好相反。我們當然不會偽造文獻。但是人家那個大使電報也不見得是偽造的。這是怎麼回事呢?聽説,原來我們發表的那個電報的確是毛澤東寫的,表示的是他起草電報時的主張,可是在書記處討論,不少人不贊成,所以他的電報就沒有發出,而當天他去跟蘇聯大使談話,談的是多數人的意見。出兵的決策經過了曲折的過程。檔案裏有那個電報,但是,是不是發出了,為什麼沒有發出,檔案沒有記載。所以對檔案也不能迷信,以為原始文獻百分之百地可靠,也要有批判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