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口述自傳叢書》，已經出版三種，我都看了。的確是三本很有意思的書。

文強是全國政協委員，一次一同視察湖南，我聽他講一口標準的長沙官話，忽然想到，他是湖南人，又姓文，毛澤東母親，娘家也姓文，他跟那個文家有沒有關係？便問他。他小聲説，豈止有關係，就是那一個文家。好像是不願意借這個題目在大庭廣眾中張揚，他沒有多談。後來，一個什麼單位請幾位湖南老鄉到京郊小住渡五一長假，文強也在內。他年紀最大，怕是靠九十了，大家陪著他坐在汽車上觀山景。他記憶力強，車上車下跟我們談往事，娓娓道來，時有幽默。聽他談，成了此行的主要內容，遊覽反倒變成陪襯了。他談早年在長沙同毛澤東的交往，談經海路赴廣東途中同毛澤東的邂逅，談在廣州時同毛澤東打麻將的爭執，談他在共産黨和國民黨的經歷。我原來只知道他是被特赦的國民黨戰犯，這才知道他原來還和共産黨有過很深的關係，而且在共産黨內擔任過重要的職務。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有人幫他搞一本口述歷史。後來聽説有人在搞，又聽説他去世了，又聽説書已經出了。就找來讀。

讀了之後，滿意，又不很滿意。滿意的是書的內容，了解到那個大時代中一位走過曲折道路的老人的傳奇一生；不很滿意的是書稿整理方面有所不足。大概是採訪時錄了音，再根據錄音記錄成文字，而記錄者或整理者對文老的湖南口音辨聽得不是很清楚，對文老所接觸的一些人名、地名和所經歷的歷史事件不是很清楚。這樣就出了一些差錯。

當時，我就給社會科學出版社我熟悉的一位同志寫了一封信，説：“昨日讀完《文強口述自傳》，發現有若干錯誤，聽説還要重印，最好能改正一下。”我指出的錯誤包括：南昌起義的部隊不可能到過上海，書中的“上海”顯然有誤；“西晉”公署為“綏靖”公署之誤；“上海解放以後”，為“上海光復以後”之誤；美國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襲，未被日本“佔領”；三尺土上有神明，應為三尺頭上；程賢州，陳仙洲，顯係同一人；“只是”應是“指示”；孫健，應為申健；黔，應為青（青海）；京浦，應為津浦；“黃維死了差不多三十年了”，不對，後文講到一九八四年文強還同黃維一起遊岳麓山；溥儀被俘先在蘇聯，後到東北，不可能與文強一起在山東；送壽禮所寫的字，似應是“花好月圓人壽”，“花花圓圓壽壽”不可解；與毛澤東女兒李娜合照，應為李訥。我説：“如果文強能自己審閱一遍，肯定會加以改正。可惜找他訪談，晚了一點，沒有全談完，也來不及由他審閱。”

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是發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的，稱讚這本書好，但是對整理中的差錯一一指了出來，比我指出的要詳盡多了。我也告訴了編輯部。這篇書評還對幾段史實提出懷疑。比如，文強自述説他從湖南到廣東去上黃埔軍校，在從上海到廣東的輪船上偶然遇到毛澤東。書評作者引證了《毛澤東年譜》，認為這不可能，因為毛不是從上海走的。毛年譜當然是權威的根據，但是也不見得對每個細節它都搞的那麼清楚。文強這段故事，我也聽過他講過，有生動的細節，似乎不像編造，他也沒有必要編造。當然不排除文強記憶的差錯，把這個場合的事同那個場合的事混淆起來。但是要肯定文強為誤記，可能還需要做一些考證工作。如果在文強生前把這個問題、把毛年譜的記載，同文強討論一下，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文強自述裏缺少他作為戰犯被關押的那一段歷史。也許是他不願意談。留這麼一段空白，總是一種憾事。如果做口述記錄的人多跟他談談，從不同角度引導他談談，也許可以較多地彌補這空白。

總之，這是一本很重要的、又有一些缺點和遺憾的書。有些還可以彌補，有些因為口述者已經故去，不可彌補了。從這本口述自傳的得與失中總結出來的做口述史的經驗，對於以後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唐德剛講他的經驗，他幫胡適、李宗仁做口述史，要掌握和查閱很多材料，在一些方面一些問題上，比他所採訪的對象掌握的材料還要多，甚至還發現並能用材料證明口述者記憶的錯誤，幫助口述者糾正錯誤。這就是史學工作者幫助歷史當事人做口述史的優勢。他把這件事當作一件研究工作來做，他以一個史學研究者的身份同口述者平等討論。他同口述者一樣，要對這部口述史，對它的可信程度、科學價值、歷史價值負責任。

口述史和回憶錄，是不是大體上是一回事？或者是不是應該有什麼區別？通常來説，作者自己寫的叫回憶錄；作者口述，別人幫助整理的，就叫口述史。我看，在我們這裡，除了一些文學家寫回憶錄是自己寫的以外，許多領導人寫回憶錄，大多是請人（往往還是不少人）幫助整理。不但幫助他查材料，而且幫助他編文字，這是不是也叫口述歷史？

比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他原來想自己寫，找一些人幫助。他的確自己回憶過去向他的助手們講了許多次，還要助手幫助他查檔案。因為他是領導人，根據他的要求去查檔案，比較方便。助手們根據他的談話，根據查看檔案的結果，寫出初稿。他看助手寫的稿子，提出這裡不行，那兒還要怎麼補充，怎麼發揮，他自己做了一些修改或者要求助手再做修改。有些稿子他看過幾次覺得大體可以了，但覺得還要再修改。後來他逝世了，這部回憶錄沒有能夠完成。如果他在世時完成了，這算是口述的還是自己寫的？大概會算他自己寫的。現在印出來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叫談話錄，真正的他口述別人記錄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叫初擬稿，別人按他的要求，根據他口述，根據查檔案的結果寫出來的初稿，還有他已看過、提出過意見又由助手修改出來的稿子。總之，是一部半成品。

黨的領導人的這類回憶錄，包括領導人自己主持審定最後完成了的，也包括領導人沒有來得及自己審定，由助手們主持完成的，現在出得不少了。這類回憶錄，由於當事人的關鍵地位，由於查閱檔案的方便，歷史價值比較高。是不是還可以提高，需要提高？我看還需要。因為，助手們大多不是專業的史學工作者，有些是史學工作者，但多為領導人的部屬，相對地説，獨立思考，客觀判斷，難免要打點折扣。如果有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參與寫作，與領導人一起平等討論，或者會有助於提高這類著作的學術水準，完成一部真正的口述歷史。或者説，換一個思路，怎樣使幫助領導人寫回憶錄的助手們，更多地了解一下學者們作口述歷史的經驗和長處，也有助於提高這類著作的學術水準。

還有日記。再現整理出版前人的日記或者自己從前的日記，越來越多了。當事人當時寫的日記，要講史料價值，那是比較高的。後來的回憶，相隔時間越久，記憶越容易有差錯。但是日記的發表，如果經過整理，這整理者會不會由於種種考慮而隱藏了一些真相，那就是需要研究者仔細考察的事情了。宋雲彬先生有一本日記，後人把它題為《冷眼紅塵》給出版了，頗得好評。這好評是該得的，的確是一本很有歷史價值的書。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得知書上的文本同他原始稿子的文本有一些差別。我曾經關心建國初救國會的解散，寫過兩篇文章。對為什麼解散，只看到解散時宣言的所説的原因，不知還有什麼深層的原因。別人給我提供了一點深層的材料，也還是弄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文章發表後，收到上海市委統戰部的一位年輕同志的信，他説，在宋雲彬日記裏曾記載召開新政協期間，周恩來、李維漢到北京飯店，跟救國會的幾個代表談話，提到一種設想：將來留一個民革，一個民盟，一個民建，其他民主黨派就不要單獨成立了。宋雲彬日記曾經在《新文學史料》上發表過到北平準備開新政協的這一段，裏面記載了這個材料。在現在出版的《冷眼紅塵》中，把這一天的日記刪去了。我不知道整理者為什麼要刪去這個材料，沒有什麼政治忌諱嘛，只是一段歷史嘛，只是幾十年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曾經有過的一種設想嘛。當時，救國會解散了，與國民黨有歷史關係的幾個黨派也合併為一個民革了。只是後來思路改變，其他民主黨派的解散或合併才被阻止。我覺得宋雲彬日記的這一條，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幸虧日記兩度發表，被細心的讀者把被整理者在出書時刪去的地方看了出來。如果過去沒有發表過，讀者只能看到《冷眼紅塵》，就不能從這裡知道這段歷史了。這種加工，我看完全沒有必要，損害了史料的價值。

不僅對口述歷史要有批判精神，對文字檔案也要有批判精神。抗美援朝開始之前，十月二號毛澤東有一個給蘇聯的電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都編進去了，是毛澤東手筆，當然是可靠的，內容是準備出兵。發表以後，海外研究者極為關注並引發爭議。不少人以此為據，斷定中國在十月二號就作出了出兵的決定。也有人對它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偽造，表示疑問，因為十月二號蘇聯大使打回去一個電報，彙報毛澤東跟大使談話的情況，跟那份電報的意思正好相反。我們當然不會偽造文獻。但是人家那個大使電報也不見得是偽造的。這是怎麼回事呢？聽説，原來我們發表的那個電報的確是毛澤東寫的，表示的是他起草電報時的主張，可是在書記處討論，不少人不贊成，所以他的電報就沒有發出，而當天他去跟蘇聯大使談話，談的是多數人的意見。出兵的決策經過了曲折的過程。檔案裏有那個電報，但是，是不是發出了，為什麼沒有發出，檔案沒有記載。所以對檔案也不能迷信，以為原始文獻百分之百地可靠，也要有批判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