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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説丁玲,再説説王德威 趙勇  
 

《文學理論教程》計劃第三次修訂,主編童慶炳先生囑我修改“文學批評”一章。根據修訂會議精神,大家希望在這一章中加點具體的批評例文,以免學生找不著北。我原以為找例文不是件難事,但沒想到實際操作起來卻頗感躊躇。我把自己腦子裏裝著的批評家和他們的文章全部過了一遍,又反覆考慮了作者名氣大小、文章品質高下與字數長短、批評對象遠近等諸多因素,最後決定把海外學者王德威的《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經驗》選進來。無論從哪方面看,我覺得它都符合我的選文標準。

選文既定,剩下來就是想借此機會再讀一讀丁玲,弄清楚丁玲對她的這篇小説(《我在霞村的時候》)是怎麼個説法。這個説法自然很快就被找到了。只是粗粗一看,覺得意思不大,再往深處想想,又覺得蠻有意思。1980年,丁玲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説道:貞貞(《我在霞村的時候》中的主人公)的故事實際上實有其人,但她並沒有見到過這個人。“我覺得這個女人犧牲很大,但是她沒有被痛苦壓倒,她也是嚮往著光明的,我就是想寫這樣一個人。這種人,這樣的事在當時抗日前方的村子裏是不少見的。”(冬曉:《走訪丁玲——答〈開卷〉雜誌記者問》)丁玲認為這個女人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犧牲,顯然話裏有話,但緊接著她就把話題轉到了“光明”的一面。然後她又強調她的“就是想寫”,可為什麼“就是想寫”呢?作者沒説,而是及時打住了。仔細琢磨一下,丁玲在這裡雖然回答了記者的問題,但其語義資訊實際上卻是曖昧模糊的。

其實1940年代初期,就是丁玲整個創作生涯中的一個曖昧期或模糊期。她從國統區曆盡千辛萬苦來到革命聖地延安,自是心花怒放;但時隔不久,她就發現了延安存在的種種“問題”。於是按照黃子平的説法,她這一時期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時候》、《夜》、《在醫院中》等)與同一時期艾青、羅烽、蕭軍、王實味等人的作品,“一起構成了一種深刻不安的歷史氣氛”。為什麼“深刻不安”?主要應該是秉承“五四”“雜文時代”流風遺韻的丁玲與解放區“秧歌劇時代”對話的困難,也主要應該是她自身“舊我”與“新我”的不斷交戰。對話困難的結果,不斷交戰的碎片遂散落于這一時期的作品之中,構成了作品中的種種“症候”。

王德威對《我在霞村的時候》的解讀實際上就是一種症候式解讀。他抓住作品中出現的種種曖昧含混之處(如貞貞不貞、性病與因性而病、政治部的嘈雜、“我”與貞貞的關係等)大做文章,然後有了重大發現:《我在霞村的時候》意外地透露出丁玲對婦女問題的深切體驗。這種體驗承接著《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精神之線,卻顯然不能見容于新的意識形態氛圍。於是欲説還休欲言又止,這個故事也就成了“充滿鄉愁感觸的最後冒險”,丁玲也只好無奈地向“舊我”依依作別。

這種“作別”自然是非常困難的。此後,丁玲在《三八節有感》(雜文)中有過抗爭,在《在醫院中》(小説)又有過掙扎。當然,在一個嶄新的時代裏,這種抗爭與掙扎的結果只能換來“批判”。而經過批判或黃子平所説的“編碼—治療”等一系列複雜的程式之後,丁玲開始了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的過程,從此,“時代苦悶的創傷”就在她的筆下消失了,或者説“治愈”了。而到《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年)問世的時候,丁玲已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新模式使用得得心應手。她以“新我”的熱情目光打量著農村、農民的一切,甚至對農民鬥爭的暴力場面欣賞備至。“群眾性的暴力,被描寫成革命的狂歡節,既是階級鬥爭的極致,也是美的極致:作者所欣賞的正是這種強暴的美。——黨的意識形態就這樣最終轉化為新的美學原則。”(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

我們都記住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丁玲,卻不應該忘記還有一個“我在霞村的時候”的丁玲。這個時候的丁玲更複雜,也更富有解讀價值。而王德威的解讀之所以能新意迭出,關鍵就在於他選取了一個新的角度(性與政治),並體現了明顯的方法意識。比如,通過女性主義的視角,他不但發現了丁玲的女性主義立場,而且還注意到敵我雙方其實都是在利用“女性身體”做文章。當戰爭無法讓女人走開的時候,女性所受到的創傷其實遠遠高於男性,然而這個問題卻在對作品的倫理道德批判中被完全忽略了。再比如,借助於敘述學的方法,他又發現敘述者“我”與主人公貞貞具有一種同構關係。於是,貞貞的故事成了表層結構,隱含在深層結構中的應該是“我”的故事。驗之於現實中丁玲即將面臨的種種遭際,小説中的“我”與現實中的“我”確實又構成了一種有趣的呼應。

王德威早年畢業于台灣大學外文系,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教授。自從他那本《想像中國的方法》在大陸面世之後,立刻就讓許多人著了迷。比如,作家蘇童就曾有過如下表揚:“他的評論跟文本貼得比較近,外師造化,內師心靈,行文活色生香,既保持了漢語的純潔性,又與西方文化背景相通。王德威搞的是一種追蹤研究,他首先關注作品本體,感受作家氣味,然後再説事,沒有一個固定目標;不急於像我們那樣從社會學層面切入,先發現社會學意義,表現為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再找一種急功近利的解讀方式。”作家常常是不買批評家的賬的,王德威既能被蘇童如此看好,説明瞭他的批評文字確實魅力不小。而我看了王德威的東西之後也常常忍不住感嘆:怎麼好文章全讓海外的學者給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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