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後其中國語教育走上了同政治掛鉤和與侵略擴張政策相伴之路。

德川幕府時代，對外貿易限于長崎一地，不少中國人被日方聘為“唐通事”（中國人翻譯）或教授中國語言，長崎成了當時中國語教育的中心，當時通用的所謂“中國語”是南京語。

1873年中日正式建交。柳原前光赴北京就任首任公使需要懂北京官話的中國語翻譯，臨行前找不到合適的。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灣。日本外務省為和清政府交涉急需北京官話翻譯，由此認識到南京語教育不敷外交之需，于1876年9月派學生到北京公使館學北京官話。是年9月，東京外國語學校漢語科決定改教北京官話，日本中國語教育開始從南京語向北京官話教育的轉換。

實現這種轉換還出於軍事上的理由。1872年，為貫徹既定的侵略國策，日本陸軍參謀組織開始陸續向中國派遣諜報人員廣泛收集情報。派遣地區遍及中國南北，這就需要懂中國共通語“北京官話”的人才。1879年末，陸軍參謀本部派16人往北京留學2年。這批學生回國後被分配在陸軍各鎮臺（師團）和士官學校教漢語。 同時，在東京設立了以參謀本部搞特務工作的將校為主的中國語學習小組“漢語會”。

甲午戰爭後，日本各地的官辦和私立高等商業學校都把漢語作為第二外語之一。1897年，京都帝國大學開設漢語課。1902至1903年間早稻田大學開設漢語課，是為私立大學教授漢語的先河。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專門出版漢語課本、辭典的書店如田中慶太郎的文求堂。

日本對台灣實行殖民地的“同化”政策，因此在台灣對日本人的漢語教育停止了。但在師範學校、警察司法學校還保留教漢語，台灣總督府的學務課（約等於教育局）也研究閩南話，並編寫了詞典，這都是為了統治殖民地的需要。

近代日本的戰爭擴張常常和宣傳“日中提攜”、“東亞一體”相輔相成。1897年，政客犬養毅等在東京成立了東亞會。次年，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膺等人在東京成立了同文會。後兩會合併為東亞同文會，近衛任會長。1913年外務省設置“對支文化事業部”，東亞同文會置於其管轄之下。東亞同文會的活動重點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就是1900年5月在中國南京設立了南京同文書院，後移至上海，改稱東亞同文書院。書院生源主要來自日本地方政府和公共機關派遣的公費留學生。學習的科目以商業貿易為中心，中國語為重點。書院的一大特色課程是研修調查旅行，利用暑假調查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各國的地理、工業、商業、社會、經濟、政治等情況，寫成調查報告書作為畢業論文並裝訂成冊送交日本參謀本部、外務省、農商務省作參考。參加調查活動的學生累計近5, 000人，調查旅行的費用受外務省資助。

無線電臺1925年剛在日本出現，第二年就利用這一最新發明播送“支那語講座”，這從一個側面説明當時在日本學習漢語確實代表了一種潮流。隨著日本海外擴張的加劇，日本的中國語教育從國內轉向國外，在殖民地和租界辦的中國語學校數量大大超過了日本國內，顯示了日本獨霸中國戰略步驟的加快進行。

1930年代起，日本法西斯主義抬頭。日本政府為動員國民建設“東亞新秩序”，有意識地鼓動大批日本人進入中國大陸尋找出路，特別是移民中國東北地區。戰爭的準備和實施，殖民地的大力開發，都需要大批中國語人才，於是學習漢語的日本人數激增。中國語教育流行甚至連中學也開設中國語課程，是為日本學者所謂“支那語教育的黃金時代來到了。”

日本為加強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殖民統治，很重視管理層的中國語能力。在20年代，也就是關東廳和“滿鐵”成立不久之後，這兩個機構就各自設立了“中國語檢定試驗”制度，這是一種漢語能力考試，分別針對關東廳和“滿鐵”的下級職員及警察，考試分級進行，合格者按所獲等級發給獎勵津貼，當時日本國內還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力考試。

至1945年日本徹底戰敗，近代日本與侵略擴張政策相伴的中國語教育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