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後其中國語教育走上了同政治掛鉤和與侵略擴張政策相伴之路。
德川幕府時代,對外貿易限于長崎一地,不少中國人被日方聘為“唐通事”(中國人翻譯)或教授中國語言,長崎成了當時中國語教育的中心,當時通用的所謂“中國語”是南京語。
1873年中日正式建交。柳原前光赴北京就任首任公使需要懂北京官話的中國語翻譯,臨行前找不到合適的。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灣。日本外務省為和清政府交涉急需北京官話翻譯,由此認識到南京語教育不敷外交之需,于1876年9月派學生到北京公使館學北京官話。是年9月,東京外國語學校漢語科決定改教北京官話,日本中國語教育開始從南京語向北京官話教育的轉換。
實現這種轉換還出於軍事上的理由。1872年,為貫徹既定的侵略國策,日本陸軍參謀組織開始陸續向中國派遣諜報人員廣泛收集情報。派遣地區遍及中國南北,這就需要懂中國共通語“北京官話”的人才。1879年末,陸軍參謀本部派16人往北京留學2年。這批學生回國後被分配在陸軍各鎮臺(師團)和士官學校教漢語。 同時,在東京設立了以參謀本部搞特務工作的將校為主的中國語學習小組“漢語會”。
甲午戰爭後,日本各地的官辦和私立高等商業學校都把漢語作為第二外語之一。1897年,京都帝國大學開設漢語課。1902至1903年間早稻田大學開設漢語課,是為私立大學教授漢語的先河。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專門出版漢語課本、辭典的書店如田中慶太郎的文求堂。
日本對台灣實行殖民地的“同化”政策,因此在台灣對日本人的漢語教育停止了。但在師範學校、警察司法學校還保留教漢語,台灣總督府的學務課(約等於教育局)也研究閩南話,並編寫了詞典,這都是為了統治殖民地的需要。
近代日本的戰爭擴張常常和宣傳“日中提攜”、“東亞一體”相輔相成。1897年,政客犬養毅等在東京成立了東亞會。次年,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膺等人在東京成立了同文會。後兩會合併為東亞同文會,近衛任會長。1913年外務省設置“對支文化事業部”,東亞同文會置於其管轄之下。東亞同文會的活動重點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就是1900年5月在中國南京設立了南京同文書院,後移至上海,改稱東亞同文書院。書院生源主要來自日本地方政府和公共機關派遣的公費留學生。學習的科目以商業貿易為中心,中國語為重點。書院的一大特色課程是研修調查旅行,利用暑假調查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各國的地理、工業、商業、社會、經濟、政治等情況,寫成調查報告書作為畢業論文並裝訂成冊送交日本參謀本部、外務省、農商務省作參考。參加調查活動的學生累計近5, 000人,調查旅行的費用受外務省資助。
無線電臺1925年剛在日本出現,第二年就利用這一最新發明播送“支那語講座”,這從一個側面説明當時在日本學習漢語確實代表了一種潮流。隨著日本海外擴張的加劇,日本的中國語教育從國內轉向國外,在殖民地和租界辦的中國語學校數量大大超過了日本國內,顯示了日本獨霸中國戰略步驟的加快進行。
1930年代起,日本法西斯主義抬頭。日本政府為動員國民建設“東亞新秩序”,有意識地鼓動大批日本人進入中國大陸尋找出路,特別是移民中國東北地區。戰爭的準備和實施,殖民地的大力開發,都需要大批中國語人才,於是學習漢語的日本人數激增。中國語教育流行甚至連中學也開設中國語課程,是為日本學者所謂“支那語教育的黃金時代來到了。”
日本為加強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殖民統治,很重視管理層的中國語能力。在20年代,也就是關東廳和“滿鐵”成立不久之後,這兩個機構就各自設立了“中國語檢定試驗”制度,這是一種漢語能力考試,分別針對關東廳和“滿鐵”的下級職員及警察,考試分級進行,合格者按所獲等級發給獎勵津貼,當時日本國內還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力考試。
至1945年日本徹底戰敗,近代日本與侵略擴張政策相伴的中國語教育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