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在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郭大力和他的家人先後離開國民黨統治區廈門，來到香港。5月初，郭大力與林勵儒、王亞南及其他許多在國統區工作的同志一起，在黨組織所派專人的護送下，由香港乘輪船來到已經解放的北京。剛剛抵達北京，林伯渠就代表黨中央專程到他們下榻的旅館看望他們。幾天后，周恩來又在北京飯店設宴為他們洗塵。在宴會上，周總理還特地來到郭大力席前噓寒問暖。所有這一切，使郭大力有一種回到親人懷抱的感覺，備感溫暖。起初，郭大力被安排在三聯書店任副總編輯。1950年6月，調到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後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工作。成立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後，任該室主任。

革命事業的勝利，黨組織的關懷，極大地激發了郭大力的革命熱情，鼓舞他更加忘我地工作。當時，全國正處於由解放戰爭向經濟建設轉變的時期，大批黨的幹部進入黨校學習。作為全黨最高學府的中央黨校，培訓幹部的任務更加繁重，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則是最主要的課程之一。當時，中央黨校的教員比較少，講授政治經濟學的教員更少。因此，在中央黨校校內，郭大力負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同時要給幾個班次講授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一週往往要講二、三次課，每次三至四小時。1954年5月檢查身體時，發現他血壓過高（高壓210，低壓160）。經過一段治療後，他仍然帶病堅持正常的教學工作。他對教學工作嚴肅認真，極其負責，從不因自己對所講內容已經十分熟悉而掉以輕心。每次講課前，他都要根據聽課的不同對象，反覆思考，然後寫出提綱，打好腹稿（他不習慣寫講稿），直到認為滿意時為止。對於學員提出的問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耐心解答。他經常深入到學員中間，參加小組討論，進行個別輔導。從1955年起，他又擔負了給培訓省部級幹部的研究班系統講授《資本論》的任務。

對《資本論》的深刻研究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加之能針對學員的實際，使郭大力在講課時能做到提綱摯領，深入淺出，週詳縝密，不僅對理論的闡述深刻透徹，同時對理論和實際的聯繫也有所提示，因此，教學效果極好，受到學員的普遍歡迎。由於學員的強烈要求，他在研究班講授《資本論》的速記稿，經他反覆修改整理後，用《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書名，作為黨校教材出版，在校內外廣為發行。1959年理論班開辦後又再次印刷。1978年此書由三聯書店正式出版。這本書不僅對《資本論》的理論體系和重要原理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和講解，而且對重要的和難理解的章節，都重點突出地用淺顯的語言做了明晰的解釋。郭大力在本書“前言”中曾經寫道：“它的目的，在於幫助本校的同志閱讀一部偉大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在講的時候，曾經有兩方面的企圖：一方面為《資本論》中包含的重要理論，描出一個大概的輪廓；另一方面是對其中比較難懂的一些章節，進行簡略的解釋。”實踐證明，這本書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今天，對於我們學習《資本論》，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都有很大幫助。

此外，中央黨校還印發了他1957年為普通班學員所作的《關於“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幾個問題的解答》的稿子。在這個小冊子裏，郭大力對第一卷第一篇中幾個重要而又較難理解的問題，作了詳盡而又通俗易懂的解釋。

無論是在三聯書店工作期間，還是來到中央黨校以後，為了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郭大力總是盡其可能熱情接受邀請，不辭辛苦地前往一些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和黨政機關作學術報告，講授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1950年又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約請，以廣播講座的形式，在全國範圍內講解了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這個講座稿播出之後，深受聽眾歡迎。應聽眾的要求，這個廣播稿先在《學習》雜誌上全文連載（從1951年第3期起），後又以《“帝國主義論”講解》為書名，由三聯書店出版了單行本。此外，在這個時期，他還在《人民日報》、《學習》、《新建設》、《新中華》等報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所有這些，對於宣傳、普及馬列主義理論，培訓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培養理論研究和教育工作者，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無論其他工作多麼繁忙，郭大力仍然擠出了全部可以利用的時間，來修改1938年出版的《資本論》中文全譯本的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