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在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郭大力和他的家人先後離開國民黨統治區廈門,來到香港。5月初,郭大力與林勵儒、王亞南及其他許多在國統區工作的同志一起,在黨組織所派專人的護送下,由香港乘輪船來到已經解放的北京。剛剛抵達北京,林伯渠就代表黨中央專程到他們下榻的旅館看望他們。幾天后,周恩來又在北京飯店設宴為他們洗塵。在宴會上,周總理還特地來到郭大力席前噓寒問暖。所有這一切,使郭大力有一種回到親人懷抱的感覺,備感溫暖。起初,郭大力被安排在三聯書店任副總編輯。1950年6月,調到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後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工作。成立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後,任該室主任。
革命事業的勝利,黨組織的關懷,極大地激發了郭大力的革命熱情,鼓舞他更加忘我地工作。當時,全國正處於由解放戰爭向經濟建設轉變的時期,大批黨的幹部進入黨校學習。作為全黨最高學府的中央黨校,培訓幹部的任務更加繁重,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則是最主要的課程之一。當時,中央黨校的教員比較少,講授政治經濟學的教員更少。因此,在中央黨校校內,郭大力負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同時要給幾個班次講授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一週往往要講二、三次課,每次三至四小時。1954年5月檢查身體時,發現他血壓過高(高壓210,低壓160)。經過一段治療後,他仍然帶病堅持正常的教學工作。他對教學工作嚴肅認真,極其負責,從不因自己對所講內容已經十分熟悉而掉以輕心。每次講課前,他都要根據聽課的不同對象,反覆思考,然後寫出提綱,打好腹稿(他不習慣寫講稿),直到認為滿意時為止。對於學員提出的問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耐心解答。他經常深入到學員中間,參加小組討論,進行個別輔導。從1955年起,他又擔負了給培訓省部級幹部的研究班系統講授《資本論》的任務。
對《資本論》的深刻研究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加之能針對學員的實際,使郭大力在講課時能做到提綱摯領,深入淺出,週詳縝密,不僅對理論的闡述深刻透徹,同時對理論和實際的聯繫也有所提示,因此,教學效果極好,受到學員的普遍歡迎。由於學員的強烈要求,他在研究班講授《資本論》的速記稿,經他反覆修改整理後,用《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書名,作為黨校教材出版,在校內外廣為發行。1959年理論班開辦後又再次印刷。1978年此書由三聯書店正式出版。這本書不僅對《資本論》的理論體系和重要原理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和講解,而且對重要的和難理解的章節,都重點突出地用淺顯的語言做了明晰的解釋。郭大力在本書“前言”中曾經寫道:“它的目的,在於幫助本校的同志閱讀一部偉大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在講的時候,曾經有兩方面的企圖:一方面為《資本論》中包含的重要理論,描出一個大概的輪廓;另一方面是對其中比較難懂的一些章節,進行簡略的解釋。”實踐證明,這本書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今天,對於我們學習《資本論》,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都有很大幫助。
此外,中央黨校還印發了他1957年為普通班學員所作的《關於“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幾個問題的解答》的稿子。在這個小冊子裏,郭大力對第一卷第一篇中幾個重要而又較難理解的問題,作了詳盡而又通俗易懂的解釋。
無論是在三聯書店工作期間,還是來到中央黨校以後,為了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郭大力總是盡其可能熱情接受邀請,不辭辛苦地前往一些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和黨政機關作學術報告,講授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1950年又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約請,以廣播講座的形式,在全國範圍內講解了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這個講座稿播出之後,深受聽眾歡迎。應聽眾的要求,這個廣播稿先在《學習》雜誌上全文連載(從1951年第3期起),後又以《“帝國主義論”講解》為書名,由三聯書店出版了單行本。此外,在這個時期,他還在《人民日報》、《學習》、《新建設》、《新中華》等報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所有這些,對於宣傳、普及馬列主義理論,培訓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培養理論研究和教育工作者,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無論其他工作多麼繁忙,郭大力仍然擠出了全部可以利用的時間,來修改1938年出版的《資本論》中文全譯本的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