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是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産黨，對自己繼續執政的合理性及執政能力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所作的交代。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歷史性文件。
毛澤東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領導人和決策者，他直接領導新中國走過了27個年頭。這期間，國家和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和經歷的曲折，無一不與毛澤東有著直接的關連。因此，決議中如何評價毛澤東，就成為決議成功與否的關鍵內容。正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陳雲起了重要作用。
要正確評價革命領袖的歷史功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使黨和毛澤東的威信受到了巨大傷害。在撥亂反正的同時，引導人們正確對待歷史，正確評價革命領袖的歷史功過，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都是一項必須面對又十分嚴肅的任務。因為，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大量冤假錯案亟待平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左”的錯誤有待糾正；另一方面，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同時，也出現了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的傾向。陳雲和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此十分重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不久，陳雲對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分析認識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有過多次講話，指出要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評價革命領袖的功過、得失。他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就曾強調指出：
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是毛澤東領導我們取得了偉大勝利。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功績概括得很清楚，他説：“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我們黨很可能還在黑暗中苦鬥。”民主革命勝利後，恢復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也有缺點、錯誤。要求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
1979年3月6日，在會見馬來西亞共産黨總書記陳平時，陳雲專門談到關於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他特別指出，要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中國和世界問題的高度來加以認識。陳雲説：
“文化大革命”不能説毛澤東沒有一點責任，但我們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史達林那樣。在這個問題上，要平心氣和，要掌握分寸，慎重考慮，不能感情用事。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
對如何正確總結歷史經驗，尤其是毛澤東的錯誤，陳雲曾經與胡喬木談過以下幾點意見。他説：
（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淩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説。（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説，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説，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鬥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聽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
陳雲上述關於正確對待歷史、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以及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多次談話，實際上就為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提出了應該遵循的指導思想的基本點。
決議起草的指導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難處
由胡喬木牽頭的決議起草小組，成立於1979年12月。當時，胡喬木向小組同志提出，要考慮寫歷史決議與寫歷史的不同。決議不可能把很多重要問題和重要人物都寫進去。起草工作，對一些問題的是非功過作出判斷比較容易，但對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分析和理論評論，很不容易。他希望大家對決議應涉及的問題進行討論，提出意見。1980年3月15日，胡喬木與起草小組成員談稿子中要解決兩個難題：一是為什麼發生“文化大革命”。説“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不難，但是必須答覆為什麼發生這個錯誤的問題。二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什麼。我們講堅持毛澤東思想，是講堅持什麼。這表明，在起草工作的初期，大家還處在摸索階段，還沒有能拿出一個明確的意見。
3月19日，鄧小平找主持決議起草的同志談話，明確提出了關於決議起草的三條指導方針。鄧小平説：
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是第一條。
鄧小平指出，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説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鄧説，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説。鄧小平明確提出：要正確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鄧小平的這一席話，使決議的起草工作有了一個主心骨和最基本的底線。
此後，鄧小平在4月1日的一次談話中，又以商討的口氣提出：“整個設計，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然後，建國以來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語。結語講我們黨還是偉大的，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總的精神，仍然是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但是，有了明確的指導思想，要把它體現到具體的文字中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月27日，鄧小平談了對初稿的意見，明確表示：“不行，要重新來。”鄧小平説：“我們一開始就説，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他提出，重點要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面。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要概括一點。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
7月3日，在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決議起草工作時，胡喬木就落實鄧小平提出的要求發言説：中心任務是要把毛澤東思想旗幟高高樹起來。給它一個比較完整的解釋，用它來統一黨的思想。決議一方面要對毛主席在文革期間犯了左傾錯誤作出判定，另一方面為了説明文革發生，要對它加以歷史分析，對毛澤東晚年左傾思想的發展過程加以説明。胡喬木提出解決難題的一條重要原則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評判。中央書記處同意了胡喬木提出的原則。
然而，即使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區別開來，就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而言，仍顯得不那麼無可爭議。
討論中的不同意見和陳雲的主張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把《歷史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從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前後持續了一個多月時間。討論中達成的共識是 ：大家都擁護中央做這個決議，以統一對建國以來歷史的認識；認為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但總其一生仍然功大於過；認為討論稿關於文革的分析寫得好；認為粉碎“四人幫”四年來的歷史要詳細總結，不能回避。等等。但也存在許多重大的分歧和爭論。如：
關於毛澤東的功過評價。胡耀邦7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説過：決議要以對毛主席的評價為軸心，對毛主席的功勞要講夠，錯誤也要講夠。許多人贊同胡耀邦“兩個講夠”的意見，但認為現在的決議稿，功勞是講夠了，但錯誤沒有講透。有的認為，毛主席自建黨來55年功大於過，建國後27年是過大於功。另一些人則堅決不贊成對毛澤東批評過激。強調毛主席的旗幟不能丟掉，不能上外國人説我們“非毛化”的當。一定要謹慎，考慮全面。
關於毛澤東思想。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提毛澤東思想？一種意見不提了，另一種意見還是要提。主張提的也有兩種意見，一種是簡明、概括地提，只提正確部分，突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另一種意見是把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正確部分和錯誤部分都要提到。無論提不提毛澤東思想，有一個認識是共同的：“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基本的指導思想必須堅持。
上述不同意見的核心，還是如何寫好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就在起草小組仍然處於為難的過程，1981年3月24日，鄧小平到中南海看望陳雲。陳雲在同鄧小平談話中，對《歷史決議》稿提出兩點意見：
（一）要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這樣寫，毛澤東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二）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在延安時，毛澤東親自對我講過三次要學哲學，我把毛澤東的著作認真讀了一遍，受益很大。現在我們的幹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要選編一些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如《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等；還要選一些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學點歷史。青年人不知道我們的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共産黨的歷史。
鄧小平對陳雲的建議非常重視。3月26日，鄧小平向鄧力群轉告了陳雲的意見。鄧説：“這些意見很好，請轉告起草小組，並報告胡耀邦。”
在此期間，陳雲就決議起草工作還同鄧力群作了四次談話。
第一次談話，陳雲在談到如何評價建國以後三十二年中間的錯誤時，明確要求：一定要寫得很準確，論斷要合乎實際，要把它“敲定”下來（“敲定”是上海話，就是説反覆推敲，反覆斟酌，使它能夠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鄧小平確定的起草決議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要求是成績就寫成績，是錯誤就寫錯誤；是大錯誤就寫大錯誤，是小錯誤就寫小錯誤。要分別不同情況，把它“敲定”下來。
第二次談話，他講決議要確定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在寫法上要使大家能夠從這個決議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寫一下黨成立以來六十年中間毛主席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所以他建議增加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曆史的回顧，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麼説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説服人了。
陳雲的第三次談話，具體講到了建國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歷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説，毛澤東同志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建立起來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來同志。即使在毛澤東同志犯錯誤的時候，許多老幹部被整得那麼厲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績，原因就在這裡。
第四次談話，他建議決議要寫上國際對我們的幫助，我們黨是在共産國際的幫助下成立的，建黨初期共産國際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戰爭期間和建國初期，蘇聯還是給了我們援助，通過這些論斷，再一次説明中國共産黨人是公正的。
起草小組根據陳雲的建議，在鄧小平和胡耀邦的領導下，經過努力和反覆斟酌，最終拿出了一個使得各方面都滿意的稿子。
在原來的稿子裏，解放前的歷史，寫得比較簡單。現在的稿子將解放前的內容從幾百字增加到3000多字。概述了從中國共産黨建立，歷經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由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到最後勝利的28年的艱辛鬥爭，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把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給牢牢地確立了起來。
6月22日下午，鄧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各小組召集人碰頭會。他在講話中談到決議稿時説：“總的來説，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陳雲也稱讚：“改得很好，氣勢很壯。”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