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1年到1949年的幾年裏，郭大力除了翻譯《剩餘價值學説史》外還寫了不少有關經濟學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主要的著作有：《我們的農村生産》、《物價論》、《生産建設論》、《西洋經濟思想》、《凱恩斯批判》等。此外，他還編譯了一部《恩格斯傳》。

在這段時間裏，他之所以能騰出手來撰寫文章和著作，雖然有為取得稿費收入、維持家庭生活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這時《剩餘價值學説史》的翻譯工作已經基本完成，有了一些閒暇時間；同時，經過多年的學習和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有了較深刻的理解，有許多心得體會渴望抒發出來；此外，多年生活在農村，直接接觸的是普通農民和當時的農業生産實際，現實生活使他深深感到社會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的落後及其改造的必要性。因此，他的這些文章和著作，不僅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同時具有一定的現實感。

1942—1943年，郭大力所寫文章除了介紹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和經濟思想外，多是剖析當時農村經濟問題，抨擊國民黨實行的反動經濟政策。這些文章的一部分，後來經過修改，匯整合冊，以《我們的農村生産》和《物價論》為書名，分別於1942年和1943年由贛州正氣出版社出版。

1945年，他寫了一部專著：《生産建設論》。抗日戰爭勝利後，這部書由經濟科學出版社作為“中國學術叢書”出版。它的主要內容是結合當時中國經濟實際，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並試圖論證，如果生産建設走資本主義道路，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對於這部書，當時曾有文章這樣介紹道：“目前我國正準備進入建設階段。人們早就熱烈發揮著關於建設的議論，可是一般都偏重在政策方面。郭大力先生以驚人豐富的理論素養，對生産建設問題作了一番全盤的考慮，闡明瞭生産建設的理論。這不僅在實踐上是發人深省的圭臬，而且在經濟科學上的確是光輝燦爛的紀念碑之一。《生産建設論》首先説明生産建設的目的在發展生産。發展生産的主要方法是採用機械。但採用機械不能是單純的技術問題，機械生産只能在它相容的社會關係內發展。其次，《生産建設論》假設意想中的生産建設，是採用資本主義形態，並且從這個前提出發，説明這個意義的生産建設，在一些什麼條件下方才有可能。在這種説明上，有國家地位，産業利潤，市場，商業，銀行，貨幣諸問題被加入了考慮。最後，農業建設的問題被討論到了。著者數年來居住在農村，痛感農業改造的必要，但他知道，這種改造，如採取本書的假設，將發生如何的結果。”文中雖有溢美之詞，但應該承認，《生産建設論》不僅在理論上、學術上有較高的水準，而且提出了不少今天看來仍具有一定價值的見解。

1947年春，郭大力應王亞南的邀請，到廈門大學任教。在任教期間，他主要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還開設了“世界經濟學名著選讀”、“貨幣學”、“評講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三門課。當時，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反動統治搖搖欲墜，福建已被蔣介石選定為逃往台灣之前的最後固守之地。廈門市內佈滿了國民黨的軍警、憲兵，廈門大學是特務麇集的地方。郭大力等進步教授經常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騷擾、威脅。在這種環境下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有相當的膽量，而且還需要講究策略。郭大力在講課時，巧妙地運用比較的方法，不僅講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把各種觀點，包括古典經濟學以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都擺出來，深入分析比較，啟發學生辨別真理和謬誤，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由於郭大力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講課時深入淺出，旁徵博引，講究教學方法，既有深度又有現實感，因而他的課深受學生歡迎。

1947年春到1949年春，在廈門任教期間，郭大力除了講課和處理有關《剩餘價值學説史》中譯本的校訂和出版事宜外，還先後寫了《西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批判》兩本書。

《西洋經濟思想》是應中華書局的約請而寫的，于1949年9月由中華書局出版，1950年3月再版。再版時，郭大力又對全書做了修改，特別是對其中最重要的兩章，即作為全書總論的第一章和介紹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第九章，做了重大修改。在這本著作中，郭大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以價值學説和剩餘價值學説為中心，對從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起直到近代資産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的理論觀點，做了提綱挈領的介紹和評論，並用專門一章介紹了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精髓。全書篇幅不大，總共只有20萬字左右，但內容豐富，觀點明確，文字簡潔，有史有論，是一本很有特色的西方經濟思想史論的好教材。

《凱恩斯批判》是郭大力根據他在廈門大學的講課提綱而寫成的。1950年二月由中華書局作為“大學用書” 出版。這是我國較早、較系統批判凱恩斯主義的專著。在書中，郭大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以凱恩斯最有影響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對象，對名噪一時、被壟斷資産階級視為救命藥方的凱恩斯主義的整個經濟理論體系，作了比較全面、比較系統的評介和批判。直到現在，這部書仍然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

在解放前郭大力的諸多譯著中，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他編譯的《恩格斯傳》。《恩格斯傳》的篇幅雖然不大，但它的編譯過程卻頗為曲折。1938年，鄭易裏在上海買到一本1936年倫敦出版的、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柏林大學教授古斯達夫·邁耶爾寫的《恩格斯傳》，並把它轉送給了郭大力。郭大力愛不釋手，很快就把它全部翻譯出來，並於1939年將譯稿寄往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十分不幸，譯稿在郵寄途中遺失了。1940年郭大力在廣東文理學院任教期間，又將此書重譯一遍。1941年，當他被迫離校時，為安全起見，便把這包譯稿交給了他的老朋友、當時也在該校任教的張栗原，請他代為保存。不曾料想，時隔不久張栗原就因病離開人世，第二次譯稿又遭厄運。1947年由讀書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恩格斯傳》，已經是郭大力的第三次譯稿了。

郭大力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譯這部書呢？這從他1942年為此書寫的序言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在序中寫道：“我不惜再三重新動筆，是因為這位思想家的生活，太使人敬愛了。他的勇敢，他的熱情，他的謙虛，實在使人神往。同一工作的重復，所以不致令人厭倦，主要就是為了這點。”通過長期的學習和研究，郭大力不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著堅定的信念，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兩位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對恩格斯的謙虛熱情、無私無畏，為無産階級革命事業而奮鬥的精神，極其崇敬。他當時認為，對馬克思的生平事業，對於他對全人類做出的不朽貢獻，一般地説，人們是比較熟悉的。相比之下，對於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貢獻，對於他的富於自我犧牲、甘當配角的高尚品德，人們往往了解不夠。因此，向中國讀者介紹恩格斯是十分必要的。郭大力也正是懷著深厚的感情、崇高的敬意來從事這項工作的，並且從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

為了使《恩格斯傳》通俗易懂，利於普及，同時也為了刪去原書中的某些錯誤觀點，郭大力的最後一稿，不是採取直譯的方法，也沒有採取全部翻譯的辦法，而是選用了編譯的形式。

如果不算20年代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合傳》的話，那末，這本《恩格斯傳》就是我國出版的第一部有關恩格斯傳記的著作。《恩格斯傳》的出版，對於廣大幹部和群眾學習偉大導師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提高無産階級覺悟，很有幫助。因而一再重印。建國後，三聯書店又作為“傳記叢書”再版了這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