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良山，如果不是傳媒大加報道，我還真不知道他是誰。1996年以來，這位機械專業出身、對傳統文化知識匱乏的工科副教授，在華中科技大學開設了一門老子《道德經》的選修課。八年來，他的課程和教科書《道德經淺釋》連續獲得各種榮譽：湖北省高校教學成果二等獎、本校“新世紀教學改革工程”第一批立項教材、湖北省高校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第一批項目。熊本人榮任學校“道德經研究中心主任”。
從出版的教材看，只要些微具備中國傳統文化常識的人都會發現其謬誤百齣。例如：
18章“智慧出，有大偽”，本意是“智慧出現，才有所謂詐偽”，這位副教授解釋為“知識太突出，大家都虛偽”。20章“如享太牢”，本意是“如同享食太牢般的盛宴”，中學的課本都講到，牢，盛著犧牲品的容器，太牢，最好的犧牲，一般指牛；少牢，一般指羊。而熊良山的解釋竟然是；“心裏像坐大牢一樣痛苦”。20章“我愚人之心也哉”，本意是“我真是只有一顆愚人的心啊”，現在被解釋為“用我的愚昧去滿足人民的心願”。24章“自伐者無功”，本意是“自我誇耀的建立不起功勳”，現在被解釋為“自己砍伐的沒有功”。28章“復歸於嬰兒”，本意是“恢復到單純嬰兒的時候”，竟被解釋為“歸根到底是傳宗接代”。同一章的“為天下谷”，原本是説“甘願做天下的川谷”，“谷”是指“谷底”，現在變成了“這就是天下的稻穀”。48章“無為則無不為”，這是人人都熟悉的成語，帶有一些辯證法思想，現在被曲解為“開始什麼都不會，煉到後來什麼都會”。58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本意是“一國的政治糊糊塗涂，它的人民就淳淳樸樸”，這是老子典型的無為思想，現在的解釋令人吃驚：“掌權的悶悶不樂，人民喝得酩酊大醉。”還有第80章“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原意是“使人民看重生命，而不輕易向遠方遷移”，這裡的“死”是指生命，現在的解釋不能不令人捧腹：“即使百姓受重刑而死，也不願意離去”。
問題遠不止作者牽強附會、望文生義。通過宣講老子，這個課程傳播著一種神秘主義的巫術。熊良山的老師孫享林，原是武漢工學院的副教授，同樣不具備基本的傳統文化知識，退休以後成為“道德之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創立“自然神功”，把《道德經》説成是“宇宙大道資訊的總密碼”，以弘揚傳統文化和提高人文素質教育名義傳播神秘巫術思想。而熊良山的《道德經淺釋》內容，幾乎完全來自這位老師。
熊所以被推出，有教育系統某位工科院士不負責任地扶植熊良山胡評《道德經》的問題。現在要追問的是，我們的傳媒為什麼也把熊的胡説捧上了天？2004年5月，我們具有很高權威的中央級主流媒體，通訊社、黨中央機關報、全國性知識界報紙和全國性教育報刊和網站，紛紛報道這個課程，輿論一律，全是讚美的語言：該課“成為某大學對學生感染最深、最受學生歡迎的選修課程，共有8000多名學生選修”，它“開闢了一條利用經典《道德經》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新途徑”，“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具有在全國高校推廣的價值。”各報或網站的標題也頗為醒目：“人文之光照耀科學搖籃”、“背靠五千年培育民族精神”，等等。若不是香港兩位學者發表文章揭露，這個學術騙子還不知要繼續胡説到什麼時候。我們的中央級大傳媒的記者們，大都是文科畢業，基本的文化知識應該是有的，為什麼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出其中的問題呢？同類的事情以前也發生過，現在我們有必要總結一下教訓了。
首先，對於帶有正面宣傳的選題或事實、知識，幾乎沒有核實、把關的意識。長期以來，我們的傳媒以宣傳作為主要任務，習慣於按照上級部署的觀點進行宣傳，忽視對宣傳觀點的事實、知識加以核實或檢驗，即使除了出了差錯，通常文過飾非，不了了之。歷史上這類假典型、假事實或假知識，至今也沒有認真清理過。現在傳媒的活動空間是市場經濟，報道的社會效果更多地需要由傳媒自身來承擔，傳媒的公信力成為傳媒維持生存與發展的重要而無形的資源。傳媒必須對出現這類問題進行反省，追究責任。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個人、單位的知名度是一種無形的資源，甚至反面的知名度都可能為當事者帶來利益，更不要説正面的知名度了。因而，以前本來沒有交換價值的正面宣傳，在等級制官本位的背景下，無形中便可能具有讓人追求的交換價值。任何正面的口號，例如弘揚傳統文化、主旋律、精神文明、正確的輿論導向，等等，都可能用來服務於個人、團隊或局部地區的私利。現在的某些正面宣傳背後，可能存在著官員或利益集團的背景，不全是真誠的為人民服務。所以，傳媒需要改變思維方式，對於任何正面宣傳的東西，不論來頭大小，要核查涉及的事實、知識，不要被弘揚傳統文化、主旋律、精神文明之類的耀眼字眼迷惑。有些即使來頭很大，出於維護黨的聲譽，也需要核查，發現問題及時報告，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于上級、于傳媒自身，都有利。
第二，對專家的意見，沒有以懷疑的態度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熊良山成名，與一位知名度較高的工科院士的舉薦不無關係。科學專家是某個領域的權威和知識的主體，但一走出自己的領域，很可能是無知的主體。這位院士的知識領域在工科，他對文科顯然不熟悉，出於好心，為《道德經淺釋》作序，被人家拿去當旗幟。現在不少擁有專家頭銜的受到尊敬的老人，被請到各個不同的場景下講各種肯定性的話，他們被自己的專家頭銜異化了。丹尼斯·貝爾説過：“在後工業社會，專家不僅僅意味著科學的力量，專家的地位將更近似于宗教中的法師。這種對於高科技力量，對於專家作用的宗教式拔高，將不利於公眾作出明智的選擇，實際上這是一種現代迷信。”熊良山事件中，傳媒一方的表現反映了一種對權威的習慣性服從，在這個背景下，傳媒放棄了追究真相的努力。這裡並非貶低專家，而是説，我們的記者要了解專家究竟專在哪個領域，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以專家的名義發出的誤讀資訊，危害性更大，因為人們相信專家。不要説正面宣傳，就是許多商家也在以專家的名義為傳媒設置新聞陷阱，我們的傳媒即使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也應時刻防範這類陷阱。現在傳媒的新聞中常出現“專家認為”、“專家指出”之類的話，如果不舉出具體的專家姓名和工作領域，這種專家認為、專家指出，沒有任何價值，只是一種記者對自己的報道不負責任的表現。
第三，缺乏采寫和編輯的規範約束。上面舉出的熊良山對《道德經》的歪批，只要翻一翻他的原書，凡有點文科知識的人都會發現問題。然而，這麼多人看的都是宣傳性材料、聽的也是宣傳性介紹，誰也沒有真地翻閱一下原書，沒有一個人發現如此簡單的錯誤，這實在令人感到驚訝。那些吹捧的文章和報道，不僅人云亦云，而且調門越抬越高。作者們應當反省一下，為什麼沒有查對一下《道德經》，這本只有五千字的歷史經典到處都可以看到，街頭書攤上三元錢一本。懶了，也是習慣了，通常拿到人家的材料就算採訪完成，回來把現成的材料改改，既然是正面的東西，再把調門提高一下也不會有問題，以便引起受眾關注。於是，一篇篇報道就這樣出籠了。如果採、寫、編的任何一道環節有必須遵循的規範，有監督機制，這樣的問題就會在中途被制止。有些中央級傳媒是有內部工作規則的，但是缺乏有效的操作機制。現在出現這個問題，應當引起各傳媒領導者的關注，完善工作規則的執行和監督機制。其實，這沒有多大的難度，只要讓很少的人承擔起督察的責任，很多報道中的差誤就會消滅在出版和播出之前。關鍵是領導要重視這類事情。
從這件事情不禁又想到一種社會現象。當一種本來屬於學術領域研究的東西，一旦以普及的名義大規模的推開，往往容易出現問題，庸俗化、簡單化和形式主義不可避免。十幾年前，南懷瑾的《論語別裁》重印了很多次，雖然多少萬人購買了此書，但是真正閱讀的很少。其實，這本書同樣存在類似熊良山的問題，只是問題相對少些。例如學而篇“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南先生解釋為“當父母在前面的時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前面，都要言行一致。”這裡的“在”和“沒”對應，是指在世和死去，完全不是南説的“在面前”的意思。還有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通“無”，大意是“蠻族有君主，還不如中原諸國沒有君主好哩”，南先生竟然解釋為“蠻族落後地區的人也有君長，但沒有文化，不如夏朝、殷商，雖然國家亡了，但歷史上有精神，因為它有文化。”除了張中行先生在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論語別裁一瞥》，收入張中行《談文論語集》，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指出了南的謬誤外，至今也沒見對南先生的謬誤進行過與其書發行量對等規模的批評。還有數年前的《學習的革命》，發行到上千萬冊，某些傳媒極力鼓吹之，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事情被揭露是一場有預謀的炒作後，當事的傳媒沒有一句道歉的話，至今傳媒也沒有對該書的偽科學進行過同等規模的批評。以學術的名義，現在是一種時髦，人們啊，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