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前四冊已經出版。第一冊從一九四九年七月訪蘇編起，追溯到了建國以前。這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次訪問，直接的目的就是為建國做準備。這一冊以前出過，這次再出增加了幾十篇，材料更完整了。第二到第四次冊，是新出的，時間到一九五二年底。這樣四冊書，通過劉少奇親筆文稿，把劉少奇在新中國起步的那幾年中繁重、細緻而輝煌的工作，準確地反映了出來。這是很值得後人緬懷的年代，很引起後人深思的年代。研究新中國歷史的人，必定懷著很高的敬意和很深的興趣，來閱讀這些年代的歷史文獻。

這套文稿，全部完成，大約會有十多冊吧。這是黨的歷史文獻中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全十三冊）之後的又一項巨大的出版工程。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我是創議者之一，並且有參與編輯和審定之勞。前三冊，每一冊編成之後，我都同參與編輯的同志合作，寫一篇概述和評論這一冊毛澤東文稿內容的後記，印在那一冊的後面。當時設想，待到文稿全部編完，把所有各冊的後記匯集在一起，也就是一本研究建國以來的毛澤東的專著了。

第三冊出版以後，以下各冊要不要繼續寫後記，有了不同的考慮。因為我主持寫的後記中對電影《武訓傳》批判一事作了一些評論，而別的同志認為，儘管當時中央一位領導人（胡喬木）對此事已經説過原則性的意見，但歷史決議沒有對這件事的是非做出結論，在黨內尚有不同意見，因此，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出版物的後記這樣的職務著作中對此作評論，是不合適的。這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後各冊，就只是編文稿，作註釋，不寫後記了。

不寫後記，對於編輯工作，是減去了一項負擔。在編輯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也許還能加快編輯的進度。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是不是也有遺憾的一面呢？

後來，我把已經出版的前三冊的後記，合起來，題為《毛澤東和新中國的起步》，收到我的文集《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新起點》中，説明是與別的編輯同志合寫的，算是做了一個了結。原來設想的那本匯集各冊後記的《建國以來的毛澤東》，就流産了。

現在想來，職務著作雖然寫作空間不能不有所限制，其實也未必一定要限制得那麼死。歷史決議裏沒有説的、尚有不同意見的，未必一定不能提出一個説法供人研究。而個人著作，寫作空間更可以大一些。如果當初，仍然堅持編完每一冊文稿之後，由參加編輯的同志們寫一篇概述和評論這一冊文稿的文章，不作為後記附在書後，而作為非職務的、個人性質的研究成果，在別的報刊上發表，這樣，待到文稿全部編成，一部《建國以來的毛澤東》的專著不就完稿了嗎？

現在的《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的前四冊，只有簡單的説明參與編輯的人員和責任的後記，沒有詳細概述和評論這一冊文稿內容的後記。我認為，編輯文獻的同志加強對所編文獻的研究，對於提高編輯水準，是很必要的。因為參與編輯，對文稿比別人更早接觸，更多鑽研，更深入也更全面地掌握每一冊文稿的內容、思想、歷史背景、版本源流和取捨，比別的研究者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依靠這種優勢，加強研究工作，把自己對每一冊或每一時段的劉少奇文稿的理解，聯繫當時和後來人們對它的評論，及時地寫出並且在報刊上發表，這對於幫助讀者了解每一部文稿，是會有益處的。待到文稿全部編成，一部《建國以來的劉少奇》的專著，不就完稿了嗎？

這是我作為參與《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編輯工作的一位過來人，把自己的一點遺憾，轉化為一點建議，貢獻于《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的編輯同志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