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前四冊已經出版。第一冊從一九四九年七月訪蘇編起,追溯到了建國以前。這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次訪問,直接的目的就是為建國做準備。這一冊以前出過,這次再出增加了幾十篇,材料更完整了。第二到第四次冊,是新出的,時間到一九五二年底。這樣四冊書,通過劉少奇親筆文稿,把劉少奇在新中國起步的那幾年中繁重、細緻而輝煌的工作,準確地反映了出來。這是很值得後人緬懷的年代,很引起後人深思的年代。研究新中國歷史的人,必定懷著很高的敬意和很深的興趣,來閱讀這些年代的歷史文獻。
這套文稿,全部完成,大約會有十多冊吧。這是黨的歷史文獻中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全十三冊)之後的又一項巨大的出版工程。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我是創議者之一,並且有參與編輯和審定之勞。前三冊,每一冊編成之後,我都同參與編輯的同志合作,寫一篇概述和評論這一冊毛澤東文稿內容的後記,印在那一冊的後面。當時設想,待到文稿全部編完,把所有各冊的後記匯集在一起,也就是一本研究建國以來的毛澤東的專著了。
第三冊出版以後,以下各冊要不要繼續寫後記,有了不同的考慮。因為我主持寫的後記中對電影《武訓傳》批判一事作了一些評論,而別的同志認為,儘管當時中央一位領導人(胡喬木)對此事已經説過原則性的意見,但歷史決議沒有對這件事的是非做出結論,在黨內尚有不同意見,因此,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出版物的後記這樣的職務著作中對此作評論,是不合適的。這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後各冊,就只是編文稿,作註釋,不寫後記了。
不寫後記,對於編輯工作,是減去了一項負擔。在編輯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也許還能加快編輯的進度。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是不是也有遺憾的一面呢?
後來,我把已經出版的前三冊的後記,合起來,題為《毛澤東和新中國的起步》,收到我的文集《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新起點》中,説明是與別的編輯同志合寫的,算是做了一個了結。原來設想的那本匯集各冊後記的《建國以來的毛澤東》,就流産了。
現在想來,職務著作雖然寫作空間不能不有所限制,其實也未必一定要限制得那麼死。歷史決議裏沒有説的、尚有不同意見的,未必一定不能提出一個説法供人研究。而個人著作,寫作空間更可以大一些。如果當初,仍然堅持編完每一冊文稿之後,由參加編輯的同志們寫一篇概述和評論這一冊文稿的文章,不作為後記附在書後,而作為非職務的、個人性質的研究成果,在別的報刊上發表,這樣,待到文稿全部編成,一部《建國以來的毛澤東》的專著不就完稿了嗎?
現在的《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的前四冊,只有簡單的説明參與編輯的人員和責任的後記,沒有詳細概述和評論這一冊文稿內容的後記。我認為,編輯文獻的同志加強對所編文獻的研究,對於提高編輯水準,是很必要的。因為參與編輯,對文稿比別人更早接觸,更多鑽研,更深入也更全面地掌握每一冊文稿的內容、思想、歷史背景、版本源流和取捨,比別的研究者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依靠這種優勢,加強研究工作,把自己對每一冊或每一時段的劉少奇文稿的理解,聯繫當時和後來人們對它的評論,及時地寫出並且在報刊上發表,這對於幫助讀者了解每一部文稿,是會有益處的。待到文稿全部編成,一部《建國以來的劉少奇》的專著,不就完稿了嗎?
這是我作為參與《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編輯工作的一位過來人,把自己的一點遺憾,轉化為一點建議,貢獻于《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的編輯同志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