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家園”的觀念和心理是城市市民社會所特有的，是指全體民眾對私人家庭範圍以外的公共領域所給予的類家庭性的精神認同，是一種共同的社會心理狀態和行為習慣。在這種社會心態下，人們視公共領域事物如自己家的一樣，既在其中共用著權利和便利，也自覺地擔負著相關責任和義務。公共家園心態的建立健全，標誌著城市社會心態的發育和成熟。

在中國文化的一般傳統觀念中，“家園”是私人性的，各個家庭的生活空間基本不和他人的重疊，彼此之間缺少利益共用和交叉的“集合地帶”，形不成更多的公共事務，因此中國人也就相對缺乏“公共家園”的概念和習慣。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大公無私”、“公而忘私”、“鐵面無私”一類的口號，僅僅是“語意的政治”，而實際上是在貶抑私人合理性存在的同時，泯滅了公共性意義的生存土壤。按中國傳統的政治習慣，在公共領域裏，人們彼此間的利益衝突不是採取平行式的制約和協調方式加以解決，而是用家族家長式的決斷方式予以判決。這樣的方法延伸到城市生活裏，就將“家園”的私人性定義嚴格限制住了，而社會則構成了層級遞進式的，由上而下的結構和行為方式，個人可以不用對公共事務負責，只做好自家的事就可以了。而在現代形態的城市社會裏，在那些具有較成熟的市民社會的文化傳統裏，可以看到由“公共家園”心態所共同培育出的城市功能場所和公共行為。比如城市廣場的文化功能構成，以及人們在廣場裏的行為就很典型，那些廣場大都被用作展開日常性的公共活動，如日常性的人際交往和聚會，節日慶典和休閒遊樂等等，由於具備了深厚的人文含義和文化功能性，人們已習慣地把廣場、咖啡館之類的公共場所視同個人家庭空間的拓展，習慣在其間悠遊享受並自覺加以愛護。而在中國的傳統城市生活裏，因為相對缺乏公共性生活的習慣和內容，所以城市原本就少見廣場這類的建築形式，而當城市廣場建設受到重視以後，大家又都刻意打造起內容形式單一的城市廣場，實質內涵多是以政治性功能為主，重點多在於展示，而不太在意是否適合日常性的使用，因此公共家園心態就很難在這類場所上培育生發出來。

我們在觀察成熟的城市樣本時，會注意到它們的公共家園性的社會面貌特徵十分明顯，這些特徵會通過城市外在面貌和精神氣質，以及城市人行為的細節上表現出來。比如人們在公共場所中都會保持得體的舉止和適宜的穿著打扮，強調個人與他人的和諧相處，注意不去干涉干擾他人的活動，輕聲言語，自覺接受公共秩序的約束，愛護公共環境與設施物品，還譬如大家都會自覺地認定公共電話亭裏的電話簿是給所有人用的，那麼每個人使用的時候就要格外小心。

而在市民社會不夠成熟的城市中，多數民眾的公共家園意識還比較淡漠，本應大家自覺遵循的公共性準則，還不能有效地制約人們的行為。在這樣的城市裏，公共場所的秩序主要是依靠外力維持，靠標語口號的反覆強調叮囑，有公安、城管、衛生諸權力部門加上協管員、聯防隊等“民間武裝”，去對市民進行經常性地監督、勸止以至處罰。面對這些現象，有人大力提倡加強制度建設，這並不錯，但僅僅提倡是不夠的，如果在人們的心裏沒有精神引導和文化心態制約，那麼一方面好的制度根本就無從訂立出來，一方面所謂的制度也不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標不治本，或根本沒有合理的文化根基，制訂了制度也無從執行。真正的制度建設，必須有民眾發自內心的文化理念的支撐。

所以，建設一座好的城市，首先就是要悉心培育全體市民的“公共家園”心態，這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建設內容。而有幾件根本性的事情則必須首先要做好：

一是做好城市規劃，真正使城市的功能能夠滿足人們豐富的生活和文化需要，讓人在心靈上對一座城市有家園認同感，自覺地去親近它，熱愛它。美國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在介紹英國哈羅市中心規劃的成功經驗時，曾特別指出“城市規劃不能局限于標準的規劃師們的定義，僅僅規劃‘居住，工作，文娛和交通’，而必須把整個城市規劃成一座舞臺，供人們進行積極的市民活動、教育學習和進行生動而自治的個人生活”。他認為在這樣的舞臺上，人們可以得到方便、效率和利益，在這裡，綜合而成的“真正的”城市中心是新的社會世俗核心，可供市民方便、歡娛和輕鬆地生活。那麼為這些功能的鋪展，而設計建造的學校、劇院、商店、露天廣場等等，就成了促進城市市民發育和完善公共家園心態的重要物質載體。這也在提醒城市規劃者們不能只從技術數據上、在圖紙線條上規劃城市，而是要讓大家都參與到城市規劃中來，共同建設公共家園。

二是必須努力建設和完善市民參與機制，讓所有市民在城市生活中受益，要為民意的順暢表達建立有效平臺。城市學家認為，一座城市裏的居民如果不能從城市本身的設施、場所、功能中，以至城市的決策機制中受益，他們就不會對這個城市有親近感，更不會去主動認同它。而參與、受益和社會責任感是直接相聯的。對於城市的長住民而言，公共領域歸屬感的模糊性，會造成他們對城市公共問題産生疏離，面對著領域界限、歸屬權都比較模糊的城市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人們無法確認哪些是他們的真正“領地”，責任也就無從談起。社會上層人士通常會對具體的社會責任産生空疏化問題，他們會認為，具體的城市公共問題會有該管的人去管，會有人掃街和種花，他們自身的社會責任則無從落實。而社會的底層人士則由於體驗了較多的社會排斥，基本的就業、接受教育、享受文化娛樂生活都很成問題，生計艱難，當然就不會對城市産生歸屬感，更難以生發出公共責任意識，在個人和家庭的範圍之外，責任意識往往出現空白點。而最應該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中間階層，也很容易會在模糊的歸屬感中迷失社會責任感。作為城市的暫住客和流動人口，更因為常會感受到文化與地域性的歧視，加上就業、接受教育、醫療保險、住房，乃至交際、休閒等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而自然生發出“過客”心態，社會責任意識也會因此缺失。這些，都説明建立市民參與，並使人人都在城市的實際進步和發展中受益的有效機制，是十分重要的城市基本建設，也是培育“公共家園”心態的重要內容。

三是要在城市建設中著意培養民眾的文化價值意識，建立文化價值的普世認同。城市市民社會是多元化的，各利益階層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但在文化價值上，應該著意建立文化價值的底線，找到社會文化的共性，這是維繫健康的城市公共生活方式的重要問題。這一問題解決得不好，大家沒有共同的價值認知，城市的公共領域就不會有安全，大家在自己個人或群體的範圍之外，沒有起碼的公認價值。其結果，優秀的文學藝術家可能在圈外人看來一錢不值；而美麗的城市銅雕，在另外一些人那裏只能當廢銅爛鐵賣。既然沒有共同的文化基準，也就誰都不會為公共領域裏的事情和物品負責任。所以文化共識對於“公共家園”的心態也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