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矛盾論》評介

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今年2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又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然而，和諧社會的特質是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利益主體關係的和諧，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個人與集體、個人集體與國家之間關係的和諧，建設和諧社會，必須深入研究社會矛盾的變化，探討化解矛盾的對策。于咏華同志撰著的《當代中國社會矛盾論》（九州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系統研究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

第一，本書共分兩論：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系統論和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論。“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系統論”，採用了網路系統的概念，沿著一般到個別、普遍到特殊的思路，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網路系統存在依據、矛盾網路系統構成以及矛盾網路系統特徵。並以實證研究方法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網路系統中城市社會矛盾、農村社會矛盾以及頻繁發生的突發性群體矛盾。“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論”，採用了史論結合的方法，沿著中國共産黨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歷史軌跡，展現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及主要矛盾探索的歷程，挖掘了中國共産黨三代領導集體探索的理論成果，並結合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實際，從微觀角度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不同領域中的主要矛盾。

第二，作者直面現實，大膽探索當代中國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當代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中國的社會轉型，雖然是在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下，通過改革開放所進行的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自覺過程，但是，改革意味著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必然引發社會結構要素的裂變或分化，導致社會主體關係的複雜化、社會主體構成的層級化、社會利益矛盾的激烈化、弱勢群體利益表達方式的對抗化，從而造成社會矛盾凸現、突發性群體事件增多、社會秩序紊亂、社會關係失和（或不和諧），使社會矛盾問題成為影響“改革、發展和穩定”大局等關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當代中國社會矛盾論》正是抓住了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進行了大量的實際考證，為我們今天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可參考的現實材料。

第三，對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網路系統中的城市社會矛盾、農村社會矛盾以及突發性群體矛盾的研究，作者沒有停留在對矛盾現象的一般性考證或描述，而是從實證研究上升到理性分析。比如，書中對“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網路系統中突發性群體矛盾”的研究，作者在佔有大量詳實材料的基礎上，對近年來頻繁發生的突發性群體矛盾進行定性分析、類型分析、成因分析和對策性研究。作者認為，突發性群體矛盾是社會內部矛盾經過長期積澱，由一般的差異、對立到局部對抗階段的矛盾，雖然在突發性群體事件中不排除有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挑撥和煽動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利用，但是，它畢竟是發生在人民群眾之間，從總體上講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作者提出，人民內部突發性群體矛盾具有群體性特徵，無論是大型群體矛盾，還是小型群體矛盾，其矛盾群體中必然存在著一兩個有影響力和感召力的所謂德高望重的“群眾領袖”在起著謀劃、指揮的關鍵作用，充當“牽頭人”。矛盾群體中的“牽頭人”可以説是這個群體中的“主心骨”，也是引發群體與群體之間衝突的關鍵所在。因此，處理突發性群體矛盾，必須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迅速找出矛盾群體中的“牽頭人”。並在“牽頭人”身上下工夫。另外，人民內部突發性群體矛盾雖然具有“突發性”或“偶發性”的特點，但偶然之中蘊涵有必然，任何突發性群體事件的爆發，都有其發生的必然原因，處理突發性群體矛盾，應該從偶然中尋找必然，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

第四，研究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問題，沒有停留在既定的理論、觀點上，在完成了對中國共産黨三代領導集體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及主要矛盾理論成果的挖掘之後，又結合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實際，從微觀角度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經濟領域、文化領域中主要矛盾以及可持續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正確處理不同領域主要矛盾的對策。總之，該書不失為系統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問題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