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裏，大眾傳播執行著重要的社會功能，這些功能主要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來實現的。大眾傳播的功能是複雜和多方面的，既有積極的方面，也存在消極的方面。正確認識大眾傳播的正反兩方面功能，才能營造有利於發揮其正面功能的機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其消極作用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危害。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關於大眾傳播社會功能的觀點大致可分為兩種不同的理論傾向：一是結構-功能學派的傾向。這一學派認為社會的各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關聯，並對社會整體發揮必要的功能。具有這一理論傾向的代表性觀點有：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概括的傳播“三功能説”——環境監測功能，社會協調功能，社會遺産傳承功能；美國社會學家C・R・賴特提出的“四功能説”——環境監測，解釋與規定，社會化，提供娛樂；以及被稱為“傳播學之父”的美國學者施拉姆所總結的政治功能、經濟功能和一般社會功能。可以看出，具有結構-功能學派傾向的學者概括的是大眾傳播積極的社會功能，是從正面加以肯定的。
二是衝突學派的傾向。衝突學派的理論出發點是強調社會生活中的衝突性，即社會整體結構中的不平衡和不穩定狀態，並以此解釋社會變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對大眾傳播功能的分析，就具有這一傾向。他們于1948年合著發表的《傳播研究》一書中，著重考察了大眾傳播及其載體大眾傳媒的非正面功能，既有中性的“社會地位賦予功能”、“強制規範功能”，更主要的是消極作用或者説是大眾傳播失調後的負功能，包括四個方面：把人變成喪失辨別力和順從現狀的單面人、導致審美情趣及文化素養的普遍平庸化、廉價佔用人的自由與時間、使人處於虛幻的滿足狀態從而喪失行動能力。這四種負面作用被他們形象地命名為“社會麻醉”功能。
“社會麻醉”是典型的傳播功能的失調。拉氏和默頓認為，現代大眾傳播將現代人淹沒在表層資訊和通俗娛樂的滔滔洪水中，人們每天在接觸媒介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他們每天在讀，在看，在聽，在思考，但是，他們很容易把這些活動當作現實行動的替代物。他們有興趣，有知識，接受了眾多的資訊，也有關於未來的種種打算，但是，當他們聽完廣播，看完電視，讀完報紙以後，一天的時間就過去了。他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大眾傳播的“麻醉作用”，認為過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層資訊和通俗娛樂中，就會不知不覺地失去社會行動力，而滿足於“被動的知識積累”。
“二戰”後，西方媒介內容煽情化、淺薄化、低俗化傾向加劇，“社會麻醉”的觀點在此背景下被提出。而隨著大眾傳媒日益發達，這種現象愈加嚴重。針對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情形，社會學家清水幾太郎在《社會心理學》一書中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由“資訊的大量複製”所支配的社會，大眾媒介的資訊潮水裹挾著廣大受眾，使他們喪失了對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大眾傳播對現代人來説成了一種“心理暴力”。
在這些學者所處的時代，他們的觀點主要是針對當時的主流媒體報刊和廣播的，而到了今天，電子媒介和網路大行其道，高效率的傳播能力、海量資訊和廣泛的普及，使這種“社會麻醉作用”有增無減。當下社會的人們在各種媒體的包圍下，艱於呼吸卻又樂此不疲，他們或是感覺不到媒體的“麻醉”，或是甘心被“麻醉”。他們的視線被媒介所牽引，心智空間被媒介完全佔據，成為媒體操縱下的“提線木偶”；他們從媒介的虛擬空間中尋找滿足感，情感和思想的起伏變化都以媒體內容為“腳本”；他們的現實欲求被不斷地刺激和放大，社會行動能力卻在不斷降低。在《電視與美國人的性格》一書裏，美國精神醫學家D・格林就不無譏諷地寫道，電視的煽情性和刺激性，使許多美國人退化到了只會“邊看電視邊吮吸手指”的地步。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增長，大眾傳播媒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們接觸媒介的時間和範圍都極大地增加。媒介在發揮正面影響的同時，同樣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社會麻醉”的負面影響，西方學者所分析和批評的現象在中國也基本上存在。近年來我國有人越來越意識到這些問題，例如關於電子遊戲對青少年的影響，以及對“網蟲”和“電視的一代”的探討。有學者認為，“電視的一代”是指伴隨著電視的普及而誕生和成長的一代，他們在電視畫面和音響的感官刺激環境中長大，以“跟著感覺走”為行為方式，力圖擺脫日常繁瑣性的束縛；內心世界是孤獨而封閉的，卻很容易接受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借鑒美國社會學家D・裏斯曼的《孤獨的人群》所指出的觀點：社會性格的形成方式經過“傳統引導”、“內部引導”後，到達“他人引導”的階段。而“他人引導”很大程度上就是媒介引導，媒介引導的結果是批量生産出沒有自主意識、沒有人格深度的“單向度”的人。這其實就是媒體日復一日地“麻醉”所産生的社會後果。可以説，現代社會變幻不定、大起大落的各種流行的大眾文化現象，正是“麻醉人”心理和行為特徵的具體寫照。
傳媒的“社會麻醉”是一個不容小覷的問題，它是大眾傳播負面作用中影響最大的。現代傳媒通過市場運作，介入社會權力和影響社會制度，作用於現代人的人格和心智，如果任其“麻醉”作用氾濫，最終傷害的是整個社會的肌體。所以，我們在發展文化産業的過程中，需要認真考慮如何加強制度的規範和文化的引導，從而儘量規避傳媒可能帶來的否定性社會影響。同時還要注意，不能把這些社會弊端完全歸罪于媒介本身，而忽視了社會的和人為的諸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