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黨建思想（二）

我們説，黨的建設的關鍵是思想理論建設，這應該是沒有爭議的問題，但需要進一步解析的問題在於：對思想理論本身及其作用（吸納外來的思想理論）應當有怎樣的認知？如何才能解決好“知行”關係問題？

我一直認為，我們所熟識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知與行的關係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究，需要緊緊圍繞著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定背景，需要借助於中國的思想資源。我想到，孫中山就尤其重視認識論在黨（國民黨）的思想建設（心理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將“知行”問題作為心理建設的關鍵。他曾經從反思的角度告誡國民黨員：辛亥革命以後多年的事實與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從此繼進”，但其主張卻難“有效而見之實行”。那麼，其原因何在呢？孫中山認為：“吾黨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 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錯誤為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引者注：此説出自《尚書》）之説也”。因此，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謂的“ 知易行難”之説，鮮明地提出了“知難行易”的反題，從而引發了多年的爭論。

我認為，從共産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著眼，其最深刻的內涵就是如何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劉少奇一直十分關注著這一具有知行意義的“難題”。在他看來，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黨的思想理論準備不夠”，另一個就是黨內有“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對於後者，劉少奇評論道，“對於這種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假布爾什維克，是不能僅僅從他們的詞句，從他們表現的形式去識別的。他們可以在言語上表現得比什麼人都有更多馬列主義，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現的比什麼人都更革命，然而他們最怕實踐的考驗，最怕用批評的精神去檢查他們的工作。”（《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頁）因此，他要求全黨，“在整風的基礎上，進而總結我們二十二年來豐富的歷史經驗，在思想體系上徹底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殘余，把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提高到更高的階段。這就是我們在黨的建設上今天的中心任務。”（同上，第376頁）

在研究中，我發現：劉少奇在分析問題和闡述理論見解時，非常看中的就是聯繫歷史，從歷史中尋求智慧，從歷史中展開思想，從歷史中總結教訓，將歷史作為理論聯繫實際的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這是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認知方法之一。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産黨》一文中，劉少奇借著分析“黨的理論準備不足”問題，對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談了自己的認識。他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歐洲人，講的是歐洲話，用歐洲文字寫書，講的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事情，也講到中國的事情，但講得很少，所以現在把馬克思主義搬到中國來，不是翻譯一下就可以解決問題，而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變成中國字，而且與中國的歷史，中國的革命，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看來，劉少奇的這段話是何等明智、絕妙！他告訴我們的不僅僅是一個命題（按時下普遍的説法是“提法”），而是一條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知理路（包括方法），一條賦予歷史智慧的認知理路。

1948年7月，劉少奇同當時馬列學院的學員深談理論學習的方法和要求，他特別告訴學員：“我們學習，不僅要聯繫中國的實際，而且要聯繫外國的實際；不但要研究現在的實際，而且要聯繫歷史的實際”。而當有人對要求學西方史提出疑問時，他明確地回答：“不學不行。因為學習西方歷史是為了讀懂馬列主義”（《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36頁）。

行文至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現時中已成定型範式的黨的建設及其理論研究。如果説這種研究迫切需要注入理性成分的話，那麼最應優先考慮的就是中國歷史、中國共産黨歷史，要努力使已經被“習慣性”分離的“黨史和黨建”能夠重新整合起來。順便説一下，我在給中國共産黨歷史研究界定其研究對象時就試圖全力突出這種整合。對於研究對象，我是這樣表述的：“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文化嬗變的特殊條件下，中國共産黨産生、發展和建設的歷史過程，它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應當説，我在中國共産黨歷史研究對象的界定上，特別強調黨自身發展和建設的歷史過程，得益於劉少奇的啟示，也直接針對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