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郭大力開始了《剩餘價值學説史》的翻譯工作。
《剩餘價值學説史》實際上是《資本論》的第四卷。它是由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有關歷史部分編輯而成的。我們知道，馬克思在1857—1858年寫完一部經濟學手稿並在此基礎上整理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後，從1861年到1863年，又撰寫了一部篇幅很大的經濟學手稿。這個手稿的一部分，後來由馬克思重新做了修改和補充，成為《資本論》第1—3卷的內容；這部手稿中有關歷史批判部分，也是當時馬克思較早寫成並整理得最細緻的部分，構成了《剩餘價值學説史》的內容。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把《資本論》前三卷稱為理論部分，而把歷史部分稱為《資本論》第四卷。恩格斯本來準備在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後，立即著手整理這部分手稿。但由於恩格斯年事已高且重病在身，就把這件工作委託給了考茨基。恩格斯逝世後，考茨基在整理、編輯馬克思的這部分手稿時，沒有作為《資本論》第四卷，而是作為一部與《資本論》相獨立的著作，以《剩餘價值學説史》的書名出版了。
作為《資本論》第四卷的《剩餘價值學説史》，共120多萬字，包括三大冊，與前三卷的篇幅所差無幾。在《剩餘價值學説史》中，馬克思圍繞剩餘價值理論這個核心問題，不僅對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各個主要流派的理論進行了系統的、歷史的闡述和批判，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説的許多重要問題有著詳盡的論述，是《資本論》前三卷的重要補充，是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郭大力認為，只有把《剩餘價值學説史》也全部譯成中文，才真正稱得上把《資本論》完整地介紹給了中國讀者。實際上，他在為自己確定的奮鬥目標中，早就把全文翻譯《剩餘價值學説史》列入自己的計劃，並且和讀書生活出版社的鄭易裏、黃洛峰等洽談過此事。但是，他一直騰不出手，只是在《資本論》三卷出版並審校一遍之後，才有可能開始這項工作。由於王亞南另有研究計劃，所以，翻譯《剩餘價值學説史》的重擔，就全部落在郭大力一人的肩上。
郭大力翻譯的《剩餘價值學説史》是以考茨基編的、192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第五版為依據的。這時的郭大力，與10年前相比，不僅對馬克思理論有了較深的造詣，對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各主要流派的學説已經相當熟悉，而且在翻譯上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比之下，《剩餘價值學説史》的翻譯還是比較順手的。但是，在這段過程中，郭大力遇到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
首先是政治上不安定。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進行任何一種進步活動都要受到迫害，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翻譯馬克思的著作，更是非法的。這就註定了郭大力在政治生活上處於不安定的狀態之中。1940年秋，郭大力應廣東文理學院院長林礪儒的聘請，前往該院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同時翻譯《剩餘價值學説史》。當時，在林礪儒的辦學思想指導下，廣東文理學院具有一定的進步自由的風氣，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公開宣傳抗日救亡的主張，講授革命理論。然而，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特別是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實行高壓政策，國民黨特務對於學院這種進步自由的學風恨之入骨，使出各種卑劣的手段，大打出手，瘋狂迫害共産黨人和進步師生。在這種形勢下，郭大力不得不與林礪儒等於1941年5月該學期尚未結束時提出辭職，被迫離開學校。從廣東到贛南的歸途中，不幸又遭到一夥據説與國民黨特務相勾結的匪徒的搶掠，所帶衣物洗劫一空。為了能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裏堅持《剩餘價值學説史》的翻譯工作，郭大力帶領全家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潭口鄉田心裏村——一個離贛州市40里地的偏僻村莊——定居。為時不久，瘋狂至極的日本帝國主義又把侵略魔爪伸向贛南，四處騷擾，殺人放火。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裏，郭大力不得不懷抱譯稿，四處躲藏。後來，為了避免遺失，又把譯稿用油布包好，埋在菜園裏的樹底下。抗日勝利後，郭大力在廈門大學教書時，又不時有國民黨特務破門而入，使人惶惶不可終日。
其次是生活貧困。從1940年夏到1947年春，將近6年的時間，郭大力回絕一切高薪聘請，一直和家人住在遠離城鎮的窮鄉僻壤。沒有任何職業，沒有固定收入，全家生活靠著讀書生活出版社偶爾寄來的版稅和他間或發表的小文章的稿費來維持。儘管農村生活費用很低，自己又在房前的小園子裏種點菜蔬，勉強可以維持最低的基本生活。但家裏經常窘困到連買油鹽柴米的錢都沒有，吃肉更是數月難得一次。生活的清貧，可見一斑。
再次是工作條件惡劣。住在鄉下，收入少且不固定，維持最低的生活有時都成問題，工作條件自然也極差。全家4口人吃飯、睡覺的小層，同時就是郭大力的工作室。在那光線不足的小房間裏，他忍受著蒼蠅、蚊子、臭蟲、跳蚤的襲擊，守著一盞昏暗的小桐油燈，一直工作到深夜。天天如此，從不中斷。工作環境的惡劣，清貧慣了的郭大力尚能忍受，最使他感到苦惱的是，翻譯中遇到問題無人切磋，沒有必要的參考書籍和資料，甚至連一本較好的德文辭典也沒有。真是困難重重。
但是，因難並沒有使郭大力動搖、退縮。他執著的循著自己選定的目標前進，以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頑強精神，埋頭苦幹，堅持《剩餘價值學説史》的翻譯工作。1943年11月，郭大力終於將馬克思這部120余萬字的巨著譯完，後來又用數年時間對譯文做了反覆的修改、校訂。由於時局混亂，一時無法出版。
1947年底，讀書生活出版社決定出版《剩餘價值學説史》。聽到這個消息，郭大力欣喜萬分。他在1948年春給鄭易裏的信中寫道：“接到（黃）洛峰兄的信，知道出版社決定將《剩餘價值學説史》付印，這自然使我十分高興。這不但實現了諸兄的志願，亦算實現了我的志願。此書翻譯，始於1940年春，完于日本投降的一年。在翻譯的過程中，我飽嘗了種種辛苦。尤其是快要完成的一年。那時，日本兵來擾我的故鄉，我所受的苦尤大。”後來，郭大力又寫道：“《剩餘價值學説史》的翻譯，是開始於1940年春。但在譯稿的最後一頁，我能寫著這樣的字句：‘1943年11月17日譯完初稿。’從那時起，我不斷為原稿的校訂而努力。現在，這個努力的成果，總算可以拿來公諸於世了。在這裡，如果我一味説這個工作曾經是如何艱苦，那是近於誇大的。當然，那對於我是艱苦的。原著篇幅浩瀚，它的理解一部分是困難的。我總是恐懼著，這樣一個譯本不免要把原著玷辱了。”
為了使《剩餘價值學説史》的排印、出版更為順利，郭大力又對譯文做了一次全面的校訂、並全部謄寫一清（原來的譯稿是在農村用土紙寫的）。他還對全書的排版格式、裝幀式樣等具體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剩餘價值學説史》是在國統區上海秘密排印的。據具體負責該書編輯、出版工作的范用回憶，當時，郭大力由福建廈門分批寄來《剩餘價值學説史》譯稿，100多萬字，不到一年就全部由一個僅有幾名排字工人的小排字房排好，打成紙型，又向印刷廠借了300多令報紙印成書，全部裝箱存入銀行倉庫，準備上海一解放就可以取出發行。1949年5月，三卷四冊的《剩餘價值學説史》中文全譯本，在上海解放前夕，由讀書生活出版社以實踐出版社的名義正式出版。一個月後，又由三聯書店再次出版。後來，這個版本多次重印。
從1928年到1949年，郭大力前後一共用了20多年的時間，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宏願，把字數多達300余萬字的三卷《資本論》和三卷《剩餘價值學説史》全部譯成中文，使馬克思的這部巨著完整地展現在中國人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