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黨建思想（一）
在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研究中，對黨的建設的思想進行深入探討同樣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是政黨思想發展過程中頗具自身特色的一部分內容，而且將它從一般性的黨的建設研究中剝離出來，不僅開闢出一個新的視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理解黨的建設問題的深度。當然，研究的難度也就隨之加大了。
在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對黨自身建設的思想理論研究用心最多、建樹最多的，應屬劉少奇。以至於今天，當我們在新的社會文化條件下進行“保持共産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時，如果從黨的思想理論層面尋求歷史資源的話，恐怕人們首先想到的還是劉少奇和他的以“理性”和“修養”為主要特徵的黨的建設思想。
應該説，劉少奇的黨的建設思想是有系統、有體系、有重要價值的，它涉及到黨的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等等方面。顯然，全面論述他的黨的建設思想，不是本文所能承擔的任務，需要進行專題論證。這裡，我僅根據對他的黨的建設思想的理解，運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著重分析一下其主要的思想特徵：“理性”和“修養”，並試圖從中顯示其更為深刻的思想內涵。
研究中國共産黨黨的建設的歷史，對黨的真實特點的認識、理解，應當是黨的建設當中無法回避的“起點”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似更要強調以事實為起點，而不是以理論、以某些人為的標準為起點）。中國共産黨是産生在中國社會、文化土壤上的現代政黨，它不能不帶有深深的胎記和傳統的烙印。中國革命需要先進政黨領導，才能取得勝利，但中國的先進政黨又是要通過艱苦的鬥爭錘鍊、建設，才能夠逐步克服自身弱點，進而走向自覺、成熟。從思想史的角度著眼，對於這一點，我們應有足夠的理性認知。然而，在黨誕生的初期（甚至相當一段時期），黨內對自身的真實特點還不可能有完全清醒的、準確的認識。直到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才著手分析中國的軍事鬥爭、中國社會、中國革命、中國無産階級的基本特點。
與毛澤東進行探索的同時，黨內其他領導人也在思索著同樣的問題。抗日戰爭中，劉少奇著重對中國共産黨的真實特點等問題，曾經進行過進一步理性思考，他不僅正確地指出了中國共産黨的優點，同時亦實事求是地剖析了它的無法避免的弱點。尤其是對後者的解析，至今還能使我們從中得到啟迪，進而引發出許多新的聯想。
首先，劉少奇對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嚴重存在的“左傾”頑癥的揭示，透露出他鮮明的理性，是黨內少有的 。他巧妙地從“黨內鬥爭”問題切入，深入剖析了其得以産生的“特殊環境與特殊條件”。同時，具體分析了“黨內鬥爭”的某些“偏向”。他説，“我們中國黨建立時期的這些特殊條件與特殊情況，是發生兩方面影響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們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列寧式的中國共産黨，在主觀上嚴格遵循著列寧的原則，這個黨一開始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這是推動我黨進步的一種原動力，使我黨進步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就是常常使我們黨內的鬥爭進行得過火，鬥爭得太厲害，毫無限制地鬥下去，走到了另一個偏向，‘左’傾的偏向”。這是“在中國黨內特別嚴重的（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一種偏向”，從而招致“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否定黨內民主，否定原則上一致的黨內和平，否定工會及其他群眾組織的相對的獨立性，否定黨員的個性及其自動性、創造性等）”（《論黨內鬥爭》，《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9頁）。
劉少奇又從完善黨內民主的角度，揭示了黨內民主生活不夠健全的主客觀原因：主要是“由於中國是一個沒有民主生活的國家，我黨在過去大部是處在極端秘密環境中，同時還由於某些同志有不正確的思想和對於黨內民主的不正確了解，所以在黨內民主生活上還沒有養成一種習慣，以至在客觀條件可能時，亦不能很好的很正確的實現民主生活”（《黨內團結與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執行》，《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頁）。
從更深層面對中國共産黨自身特點的分析，必然會涉及到黨的思想理論方面，在這方面，劉少奇看到的問題更為嚴重。他在與宋亮（即孫冶方，當時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工作）的通信中談到了“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夠”。而且“特別是我們黨的主觀努力不夠，二十年來，我黨雖有極豐富的實際鬥爭經驗，但缺乏理論的弱點仍舊未能克服”（《答宋亮同志》，同上，第275頁）。這裡應當特別説明的是，劉少奇還在多篇文章、講話當中不厭其煩地反覆分析這個問題，足見他對這個問題的特殊重視，也證明這是黨需要百倍努力加以克服的最大弱點。
劉少奇特別指出了中國共産黨在産生初期對待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問題上存在的兩種“偏向”，而“黨的理論準備不夠”，又是直接同兩種“偏向”聯繫在一起的。他説，這兩種偏向都是錯誤的。“一種是過分強調實踐，輕視理論的重要性，輕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另一種是過分強調理論，輕視實踐的重要性，輕視實踐對理論的基源性與優越性。他們都沒有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正確解決與正確聯繫”（同上，第271頁）。
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並沒有一般地泛泛而談，而是繼續做了具體的歷史還原，將問題放到黨的歷史當中去深刻認識。他看到，“在中國黨內上述兩種意見的對抗，當時是前一種獲得勝利的，在黨內相當造成了反對專門理論研究的風氣，結果，阻止了黨內理論水準的提高。這是必須糾正與反對的。這與我黨直至今天的理論上的準備與修養仍然一般不夠的現象，是有密切關係的。它給了黨內以極壞的影響。在當時，黨內關於理論與實踐同時並重的正確的意見，是沒有得到發展的。”（同上，第273頁）
劉少奇理智地認為，雖然造成黨的理論準備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還是“黨的主觀努力不夠”。“黨沒有自覺地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準，並把這當作當時黨的主要任務之一”。再加上“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和歐洲各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用馬列主義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社會歷史實踐，就覺得特別困難”。有鋻於此，“缺乏理論的弱點”，需要我們“以極大的努力來加以克服” （同上，第275頁）。
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22週年的時候，劉少奇警示全黨同志，要將“理論準備不足”當成黨“必須記取的歷史教訓”。這個教訓就是：“我們在過去很長的時期內，關於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思想上的準備是很不夠的。在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就是在革命運動的指導上還不免發生錯誤，因而就使運動遭到部分的有時甚至是嚴重的不應有的損失”（《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頁）。
今天，我們真是應該沿著劉少奇的思路繼續認真地反思：“理論準備不足”的問題，我們至今解決得如何？！可否告慰先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