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人荀子曾説：“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善假于物”，這是一個普遍的戰略思想，也是一個方法論原理。今天我們探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有必要確立這樣的戰略思想和方法論原理。

以政府治理模式的變革、追求善治的政府結構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及其實踐，已經成為近20多年以來的一種引人注目且富有成效的世界性的執政理念和政府變革取向。一般而言，新公共管理具有調適政府管理職能、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改善政府與社會關係、增強政府適應能力等等多方面的目標取向，然而就其實質而言，筆者認為，新公共管理倡導的根本問題，在於通過執政主體與公民社會關係的根本性變革，以改善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從而形成社會管理的整體合力。這種執政或治理模式對於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具體來説，政府作為代表執政黨執掌社會公共權力的主體，當然承擔著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主要角色和主要責任，尤其是，政府可以通過合法使用國家強制力的優越地位，決定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維護社會的公共秩序。但是，政府不能是、也不應是社會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社會成員的個體或團體如非政府組織等公民自組織甚至包括私營機構等等，都將與政府一起共同承擔起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按照這樣的邏輯，作為執政黨，所謂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問題，也需要黨自身、需要其他黨派以及其他社會團體乃至於所有社會力量的共同支援和積極參與。

從我國政治生活以及執政治國的實踐來看，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正是需要努力構建有效執政的整體合力問題。因為這方面的基礎還很薄弱，分析起來，至少有這樣的一些問題是非常值得人們注意的：

第一，由於缺乏公共生活的廣泛實踐，很多國民關於社會生活知識和素養的匱乏，直接影響了國家的政治發展和社會發展。如，近年來的很多事例表明，相當一部分國民還不清楚如何通過規範的渠道來表達他們的利益，不知道如何通過有序的政治參與來影響地方的以及國家的決策過程，因此一旦發生了一些利益矛盾的情況時，一些人往往通過非規範的途徑表達利益和訴求，從而使執政黨以及政府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管理負荷。

第二，國民對公共利益的意識淡化，從而使得他們關心公共事務的熱情也在降低。譬如説，良好的社會風尚和道德秩序就是一種公共利益，但是同時也是個人利益之所在，因為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這種社會風尚和道德秩序之中，享受到這種社會風尚和道德秩序所能帶來的便利和好處。但是由於長期以來我國的國民很少能夠以主體的地位參與社會生活和社會秩序的構建，所以使得其對於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很多人甚至不指望社會風尚和道德秩序能夠給自己帶來便利和好處，由此也嚴重影響到他們參與這種社會風尚和道德秩序建設的積極性和熱情。

第三，國民對於公共責任的忽視，使政府管理的責任日益強化、政府官員的壓力日益增大。傳統的執政模式傾向於將國民置於被統治、被管理的角色地位，這種取向至今一直影響到我國的政府管理。在這種模式下，國民會缺乏對於公共事務的責任，對任何所謂公共的事務均有可能採取“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態度。與此相對應，政府及其官員的管理責任卻日益強化，並且日益受到來自社會的種種壓力。

第四，國民中的不合作精神逐步滋長，從而使政府管理出現了效率下降但成本上升的趨勢。舉個非常現實的例子來説，在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最能體現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利益的現代交通文明已經建立起來，因而用來治理交通秩序的投入就呈相對下降趨勢，所以我們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一般很少見到用交通警察在路口維持交通秩序的情況。這就是説，在所有國民都能夠與政府合作，按照交通信號系統的規範作出行為時，政府用於交通警力的投入即可節省下來。然而我們的情況還非常嚴峻：為治理交通秩序，政府目前所能作出的舉措似乎就是增加警力的投入，包括一些地方在警力有限的情況下配備交通協管員的做法。而這既説明瞭政府管理效率方面存在的問題，同時也表明瞭政府管理成本增長的事實。

第五，政府與國民的“兩極”態勢，嚴重影響到國民對於政府的認同意識和支援度。由於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的影響，政府與國民處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這樣一種關係狀態之中，這樣的“兩極”分野顯然不利於確立國民對於政府認同感的社會基礎，同時也必然使得政府及其官員往往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

可以認為，上述種種問題之所以存在的一個根本原因，正是在於還沒有充分地挖掘和利用豐富的社會資源以形成社會管理的整體合力。因此，確立適應和諧社會要求的社會管理理念、探討新的管理模式的實現條件，對於推進我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發展，對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都將會帶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