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近代自然科學自伽裏略、牛頓以來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自然界有沒有規律？如果有規律的話，這種規律是什麼？面對紛繁的自然現象，要找到規律必須找到某種確定性。那麼，這種確定性是什麼呢？牛頓所找到的是自然界的某種均衡。我們注意到，在他那裏，自然界的運動總是存在或趨向某種均衡：

牛頓第一定律：一切物體總是保持勻速直線運動或靜止狀態，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變這種狀態為止；

牛頓第二定律：作用於一個物體的力等於該物體的品質與加速度之積；

牛頓第三定律：兩個物體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牛頓第四定律：兩個物體之間的引力與兩個物體的品質的積成正比，與兩者間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這裡的等式或均衡，毫無疑義地表明瞭自然界的某種規律性。如阿瑟所説的，這是一種行星時鐘般的規律，它們是簡單的、可預測的、能夠自我運作的牛頓式的機器。換言之，牛頓向我們展示了自然界的一幅可還原的、決定論的、連續的、穩定週期運動的圖畫，一種均衡的圖畫。

自然科學的這種研究啟示經濟學：經濟現象中是否也有這種均衡的規律？

亞當·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宣稱，如果讓人們自由地追求他們的個人利益，供求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讓一切朝著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發展。

這是一種確定性的發現和表述。之後這種表述被發展為，各种經濟主體為實現自己目標最優化而相互作用，最終達到供求等各方面力量平衡狀態——均衡。它表明瞭經濟發展變化的整體趨勢。

如果經濟現象確實存在這種均衡，那麼經濟世界與牛頓的物理世界就是一樣的，都是深植于有序領域之中。即使有某種不確定的力量在某一時刻將系統推離了均衡點，該系統仍然會回歸到均衡點上來。

之後，經濟學家使用了與自然科學相似的辦法，對這種均衡點進行科學説明。其基本邏輯是：理性人假設加上完全競爭假設推導出資訊完全假設，而後在理性人假設和資訊完全假設的共同作用下達到市場出清的結果——均衡達到了。

馬歇爾首先論證了單個市場均衡狀態的存在：在市場均衡狀態下，每個人或企業都實現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時所有經濟當事人的行為都處於相互協調、相互相容的狀態之中，市場價格使供給和需求達到相等，即市場“清了”。馬歇爾以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目標和廠商的利潤最大化目標為出發點，分別説明兩方面的情況：在産品市場上，當需求大於供給而導致某個産品價格上升時，消費者在既定的收入水準下會減少對這種産品的購買，因而需求減少；而廠商在價格上升時必然會增加對這種産品的生産，導致供給增加；通過這種價格機制的調整可以達到供求雙方的均衡。無論消費者還是廠商都不再有改變自己行為的趨勢。

瓦爾拉斯進一步將局部均衡擴展到一般均衡，即整個市場體系的所有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和供求相等的狀態。瓦爾拉斯像物理學家一樣用數學形式進行論證，他把“無形之手”理解為價格體系，認為每一種商品的供給量和需求量不僅是其本身價格的函數，而且是整個價格體系的函數。當價格體系恰好使所有商品的供求都相等時，市場就達到了一般均衡。在這種均衡中，市場是一個整體，各個市場、各种經濟主體普遍地相互依存和協調，各种經濟主體獲得了最大的滿足。所以，均衡點的形成過程，就是最大化的實現過程，也是價格機制自由傳遞供求資訊的過程。換言之，一般均衡的形成，是理性人假設和完全資訊假設的邏輯必然，在瓦爾拉斯這裡它是以數學形式體現出來的公理化體系。

在瓦爾拉斯工作的基礎上，帕累托引入了檢驗這種均衡是否最佳的標準，即後人所説的“帕累托最優”。這種最優狀態表明，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動是怎樣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利益，從而達到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的和諧一致。

在此之後，希克斯和薩繆爾森繼續探討一般均衡的穩定條件，研究它的運轉規律。但一般均衡的方程組的解的存在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直到有了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以及這種均衡與帕累托最優的一致性才得到了嚴格的數學證明，數理經濟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種嚴格的公理化的體系在德布魯的《價值理論》中得到了全面總結。

至此，經濟學的自然科學化被完成了。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也達到了發現均衡規律的目標。正因為此，熊彼特把兩者作了一種驚人的對比：“日心説取代地心説和邊際效用理論取代‘古典學説’，是同一種類的業績：兩者實質上都是通過簡化和統一來改造原有的理論。”“我們應該承認，現代理論的這些開路者有權宣稱他們使經濟學的純理論部分發生了革命”。在另外一個地方，熊彼特還把邊際效用原理及其推理與牛頓第一定律等量齊觀，認為都是知識大廈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