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東劇變時期，曾對蘇聯、蘇共和史達林採取全盤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近年來俄羅斯又興起了一股懷念史達林，轉而肯定史達林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歷史功績的傾向。這種歷史的回歸是必然會發生的事。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們國內也有學者借這股回歸之風，提出了要全面正確地評價史達林，其中有的學者對史達林該否定的也不敢否定，甚至認為“史達林模式”也提不得。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和俄羅斯不同，我們的主流輿論從未全盤否定過史達林，倒是需要重視對史達林搞個人專斷、破壞法制，嚴重損害社會主義形象的嚴重性和危害性認識不足的問題。如果輕視史達林對社會主義形象的損害，低估了史達林“後遺症”，是達不到全面正確評價史達林的目的的，而且也不利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利於改善和維護中國社會主義形象。現將我在史達林問題上的一孔之見略陳于下，求教于各位。
一是應將史達林的一生和史達林模式區別開來。對史達林的一生要基本肯定，但對史達林模式，即對他搞社會主義的那套辦法和體制應基本否定。有人擔心基本否定史達林模式會導致否定史達林，這是沒有必要的。即使是徹底否定史達林模式，也不等於徹底否定史達林。別的不説，單是憑史達林領導蘇聯人民打敗了希特勒法西斯，將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成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強國，就不可能、也不應該否定史達林。但對史達林模式應“基本否定”。只要不是連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也全盤否定，對史達林模式，即史達林搞社會主義的那套做法，否定得越徹底越好。對史達林模式這種扭曲僵化的模式，沒什麼可留戀的。這種辦法不行，可換一種辦法。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社會主義的前途仍是光明的。
二是不能低估史達林給社會主義形象造成的損害，即不能輕視史達林“後遺症”。史達林和史達林模式，在西方和蘇聯東歐乃至世界上的形象不怎麼好，這固然與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污衊和攻擊有密切關係，但也不能完全看成是由他們的惡意污衊和攻擊造成的。史達林在“無産階級專政”的口號下，確實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形象，敗壞了無産階級專政的聲譽。鄧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説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這説明史達林在破壞法制方面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是應當引以為戒的，不可輕視的。
三是我們既要同西方的模式劃清界線，也要同史達林模式劃清界線。這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我們不搞西方的多黨制，但也不是蘇聯那種一黨制，而是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毛澤東早在1956年《論十大關係》中就提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4頁）這就是説，我們也是一種多黨制，而不是蘇聯的那種一黨制，但又不是西方的多黨制，而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我們既同西方劃清界線，也必須同史達林模式劃清界線，這樣才符合實際，並對我們比較有利。
四是要全面認識和正確估價史達林，就應依據檔案材料和歷史事實重新修正先前的某些看法。我們的認識不能總停留于50年前的水準，將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視為“肅反擴大化”。要認真研究一下當時殺的究竟有多少“反革命”？後來哪些人平反了？根據檔案材料，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對史達林的評價也不能總要去掂量是“三七開”還是“六四開”，有個基本估計就夠了。我們對史達林的基本肯定中包含著否定，對史達林模式的基本否定中也包含著肯定。既不是全盤肯定，也不是全盤否定。至於肯定和否定各佔多大份量，沒有必要加以“量化”。應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五是要重視從理論上分析和認識史達林在無産階級專政口號下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歷史教訓。
首先，要重新研究和認識“無産階級專政的實質”問題。列寧是很強調無産階級專政的，他説過：必須採取嚴酷無情和迅速堅決的暴力手段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革命者，就應該取消他的無産階級領袖或顧問的資格”。但是他同時又強調“無産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僅在於暴力，而且主要不在於暴力。它的主要實質在於勞動者的先進部隊、先鋒隊、唯一領導者即無産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列寧選集》第3卷第835頁）這實際上就是強調，社會主義要講法制、講紀律、講秩序。
其次，要重視無産階級當政掌權之後如何發揮好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的問題。過去總強調國家是階級統治和壓迫的工具，強調國家暴力的一面，這是不全面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自誕生以來就有兩種職能，一是階級壓迫職能，二是社會管理職能。恩格斯説：國家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5頁）無産階級在取得政權之後，要維持和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除了必要的暴力和強制手段外，更主要的、大量的是發揮好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執政黨要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準。只有這樣，才能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
六是要吸取史達林的歷史教訓，大力改善社會主義的形象，增強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社會主義應“使人可親”，而不能總讓人感覺恐怖和可怕。毛澤東同志在1957年“反右”之前，曾在一份講話提綱中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中國應“使人可親”（《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91頁）。可是後來的政治運動卻大大偏離了這一思想，不是使人可親，而是“使人可怕”。現在我們要重視發揮這一思想，大力改善社會主義的形象。前些年，江澤民同志提出要“以德治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六大又提出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近年來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強調要“提高執政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切都是吸取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的，很有現實針對性的；這既有別於西方模式，也有別於蘇聯史達林模式，對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大有好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