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發展高耗能、高污染産業利弊分析

2002年以來，我國“油電煤運”瓶頸普現，但西部許多地區仍然能敞開供應低價電，這種反差吸引各地投資者“集結”鉅資于西部的能源富集區，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溫州商人蜂擁而入的炒作局面。結果內蒙古幾乎所有能源富集區的盟（市）旗（區）都在發展高耗能産業。在自治區重點扶持的20家工業園區中，有5家被美其名曰“高載能工業園區”；在寧夏，從傳統的高耗能生産基地石嘴山市，到新建的工業園區，高耗能工業都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一些省區甚至制定了面向國際市場的“宏大目標”，例如包頭市石拐區計劃到2005年末建成“世界級的硅鐵合金基地”，屆時可形成100萬噸的硅鐵合金生産能力。

這種大發展其實順應了全國的形勢,“十五”以來，我國逐漸進入重化工業時代。1999年以後的重工業生産增長一直快於輕工業生産，2004年這一特點更加明顯，重工業生産增長速度比輕工業高出約6個百分點。國際能源署在《2004世界能源展望》中曾經這樣總結：“中國不僅已成為世界工廠，而且正在向重化工業轉型”。

但是，西部蓬勃興起的高耗能工業是以大量消耗資源和粗放經營為特徵的，屬於“高資本投入、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發展模式，必然對環境造成嚴重損害。因此，與這種大發展俱進的是大污染：國家環保總局的報告認為，晉陜蒙能源金三角區的區域性連片污染反彈異常突出，當地大氣和水環境品質惡劣，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極為嚴重，黃河水在這一段有多個斷面是劣Ⅴ類（即完全喪失使用功能）。另外，由於這些高耗能行業大多采取散、小、陋的低水準擴張，不僅浪費資源，也使各地的污染成為結構性污染，即由於技術、經濟原因靠污染末端治理解決不了大問題的污染，或者説只要有這樣的企業存在就必然存在的污染。

西部本來就是我國生態相對脆弱的地區。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的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已佔到當年GDP的8%；而環保總局的生態狀況調查更表明，僅西部9個省區生態破壞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佔當地GDP的13%，相當於甘肅和青海兩省的GDP總和。這些事實上是從東部轉移來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對西部環境來説似乎是雪上加霜。有許多人驚呼這種發展“糟得很”，更有人直接將其比喻為“賣血換饅頭”。

然而，作為局外人全面看來，這件事一方面是“好得很”的大幅度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才是觸目驚心的環境破壞。那麼，這種發展到底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

1  兩把尺子來衡量高耗能高污染産業的發展價值

十六大以來，我國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和新的政績觀——事實上，這是現階段發展的“最高綱領”。據此，可以用以下兩把尺子來衡量高耗能、高污染産業轉移西部到底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

①按以人為本的要求來衡量

好得很和糟得很都是相對目的而言的。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具體説來就是發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人的福利最大化。

必須認識到，人的需要是分層次的，基本生存需要（飽暖）、生活需要、發展需要，從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後、逐步解決。因此，在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必然有不同的科學發展觀。基本生存需要是必須首先解決的，哪怕好像不擇手段、不論代價。可以告訴未來的歷史是：儘管餓急了自食其肉的事鮮聞，但“析骸以爨、易子而食”屢屢被寫入正史。餓急時的一個饅頭絕對比未來的一箱人頭馬值錢，因為此時活下去的基本需要壓倒一切，為了換取吃飽所需的那點微不足道的糧食，人願意付出的代價可能無限大，因為彼時彼境那點糧食的價值的的確就是無限大。這種情況下賣血換饅頭你能説是愚蠢嗎？那是一種必然，甚至可以説是一種生存智慧，因為這樣的人懂得吃飽了不餓是真理中的“憲法”。事實上，經濟學也早給這種現象作出了科學的解釋：人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結構不同，對不同資源的需求量不同，因此在消費者支付意願上對各種稀缺資源的評價權數是不同的。一般來説，環境容量資源的定價是經濟發展水準的增函數，即經濟發展水準越高，環境容量資源的定價越高，此時環境污染對人的福利的影響程度就越大。但在經濟發展水準較低的階段，環境污染對人的總福利影響要小得多，因為溫飽問題的影響來得更大、更直接。因此，在“初級階段”動用一切資源、不惜一切代價解決一點基本需要是難免的。我們現在可以抨擊當初“大礦大開、小礦放開、有水快流”的開礦政策破壞了資源，污染了環境，但也應該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又有哪一類環保抵得過溫飽。有的地方領導提出“寧肯嗆死、不願餓死”的口號，儘管為許多人不齒，卻話糙理不糙，説的就是這個道理。總之，正是因為從人的需要來看必然是先溫飽後環保， 所以“先污染後治理”才會成為一種全球概莫例外的普遍現象。

另外，必須認識到一個發展中的客觀規律：在解決這些基本需要時採取的對策只能因地制宜。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既有農民的土地可圈，更有殖民地可圈；美國崛起時，更是不僅擁有全世界最得天獨厚的資源、最難得的兩次大發戰爭財的機會以及最多的蜂擁而至的各國精英。儘管東部經濟較發達的上海、浙江、江蘇等地，近年已紛紛調整了經濟增長的步伐，將資源環境核算乃至綠色GDP等指標納入對地方政績的考核中，浙江更是要求將全省的粗放高耗型增長模式儘快轉變成資源節約型模式，但必須認識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他們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需要前置條件的。西部在發展中有什麼呢？西部目前的發展狀況遠遠落後於東部，許多地方只是勉強解決了生活中的溫飽問題，卻還沒有解決發展中的“溫飽”問題——亟待實現工業化。但經濟基礎薄弱，人多地少，每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西部不到7年），更談不上有靠山可吃，有殖民地可挖。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兒，污染小、産值高的産業看來暫時是沒大多數西部人什麼份兒的。此時，難免出現“饑不擇食”的情況。儘管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政策，一開始就是試圖將東部發展外向型製造業、加工業的經驗複製到西部。然而，西部地廣人稀，運輸和産業配套等成本高，人力資源匱乏，因此在這些方面並不具有比較優勢。西部的比較優勢在哪兒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發展資源型産業。這樣才能做到人無我有。尤其是在我國總體上仍處於工業化中期的情況下，東部的經濟總量仍然要依靠重化工業支撐，西部恐怕還只輪得上幹“更臟的活”。

這似乎是不平衡。然而，經濟發展就是不平衡的。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艾伯特·赫西曼在其《經濟發展戰略》中深刻地指出，“發展是一種不平衡的連鎖演變過程”。他説：“從我們的觀點看，導致偏離平衡的結果恰恰是發展的理想格局。因為這種結果的每一連續發展都是由過去的不平衡引起的，並且轉而引起不平衡，要求進一步的發展”。非均衡發展的現象廣泛存在於區域之間，於是我們看到了歐洲在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南北的分化，也看到了我國在市場化過程中東西差距的拉大——因為各種資源在“看不見的手”的誘導之下，總是流向回報最高的地方。這種情況下，除了接受現實，在不平衡中尋找比較優勢，誰還能有高招？

所以，儘管從資源和環境的角度而言，以粗放型的資源型工業為主的發展方式是糟得很。但是，在西部的這個階段，在必須滿足最基本發展需要的階段，這種資源、環境代價有時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②按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來衡量

科學發展觀不僅強調以人為本，還強調協調、穩定、可持續，這實際上意味著統籌資源、協調發展。十六大以來，圍繞科學發展觀，已經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發展手段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統籌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的關係已成為新規則。中央最近在保持共産黨員先進性教育中，更是具體提出了和諧社會六方面的要求，其中不僅有“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也有保持社會的安定團結。這實際上是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細化了。

和諧意味著高效地、協調地配置各種資源，而資源配置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資源配置的合理性體現在配置是否均衡上。所謂資源配置的均衡在經濟學上本來是指：各項經濟活動中邊際要素投入所得到的邊際收益相等的狀態，也就是説將有限的稀缺資源按邊際投入所産生的邊際收益相等的原則分配到各項經濟産業活動中去，這時整個經濟産業活動的資源配置所得的收益最大，經濟活動處於卡爾多最優狀態。在科學發展觀下，人的需要既是分層次的也是多樣化的，環境品質同樣是人的福利之一。經濟實力、資源儲備、環境品質都成為構成人的福利的要素，都成為稀缺資源，一切人類必不可少的經濟、社會、以及資源與環境保護活動都成為創造稀缺資源的活動。這三項人類活動之間的資源配置格局同樣應當滿足邊際投入與獲得的邊際效益相等的原則。即在資源、環境、資金等稀缺資源間，只能以人的福利最大化為惟一標準來統籌。據此，必須認識到資源、環境固然是有限的，但用來治理污染的經濟資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不能先驗性地決定一個就比另一個更珍貴。哪個更珍貴取決於哪個的市場價值更高。正確的選擇是把有限的經濟資源用在效率最高的用途上。

如何才能有正確的選擇呢？如果將環境容量資源作為與資金、自然資源並列為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稀缺資源的話，保護環境就變成了一種追求經濟增長品質與效益的“經濟活動”，即通過計量各種稀缺資源的投入産出比來決定經濟活動的方式和強度。得不償失的，當然要捨棄。從這個角度而言，環境保護與中央一再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致的。事實上，也只有從這個角度看環保，才可能真正統籌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的關係。當然，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對環境容量資源的定價問題（目前的政策主要是通過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和區域環境規劃來體現）。只有定得合適，才可能既保證經濟增長也兼顧環境保護。如果經濟發展水準很低，環境容量資源即便人為地定了高價，實踐中也難以執行，必然出現説的一套、做的一套和用地方保護來對付環境保護。

也因此，並非目前西部各地普遍出現的資源型産業爆髮式增長就好得很。按上述統籌各種資源的要求出發，發展資源型工業也必須講究性價比。決定污染企業是否能在某個地區存在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是利弊問題。如果利大於弊，引進污染企業可以發揮當地比較優勢，大量增加財政收入，同時可以通過巧妙佈局，把污染限定在一定的範圍，那麼這種污染企業在目前的歷史階段就值得引進。如果相反，弊大於利，那當然只能説一不二地嚴辭拒絕。

除了這種資源配置上的一般考慮，在兩種情況下，環境資源必須超過正常水準地定高價，才可能符合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

一是必須注意到環境保護中的原則是：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嚴重的工業污染在西部許多地方已經成為陳情和群體性事件的重要誘因。如果不注意對人居環境資源定高價，則不僅污染代價過大，而且必然會影響到安定團結；

二是必須注意到在環境保護中的規律是：污染是可以治理的，生態破壞後的恢復則常常是花了西瓜的錢買不來芝麻，而生物多樣性破壞往往覆水難收。所以，對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和保護區必須定高價。

總之，如果能夠通過規劃等手段對發展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類型、規模、佈局進行調整，一方面合理利用環境容量將高污染行業部署到環境容量較為富餘的地方，一方面確保人居環境、生態功能區等重點，以盡可能減小發展的代價，則“糟得很”是可能轉化為“好得很”的。

用這兩把尺子衡量的結果就是：正確的區域産業發展決策，應該是在對環境容量資源合理定價的基礎上以投入産出比來判斷發展污染産業的可行性以及具體的結構、規模、佈局。污染只要是按照各類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統籌的、地方居民能夠接受的，就是合理污染。如果糟得很能換來好得“更很”的結果，有時就是值得的；但如果得不償失，本來好得很也可能轉化為糟得很。

2  用四句話來概括高耗能高污染産業的發展模式

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發展機遇，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其意義有霄壤之別。在充分認識污染代價的基礎上，還應該充分認識到西部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歷史經驗表明，新興工業化國家重化工業階段一般只有不到20年時間，而出現明顯的“油電煤運”瓶頸導致原材料價格暴漲的時間一般不超過5年。這表明目前西部獲得的機會難得。在這一時期，加大資源型工業的力度，可以通過相對較高“較不正常”的資源型産品價格來更快地積累更多的資金。例如，對內蒙古經濟增長最快的縣—準格爾旗來説，煤電業能如此迅速地積聚財富，是重化工業時代初期供給不足的歷史機遇帶來的。由於各方面的瓶頸，煤及相關高耗能産業的産品價格不正常地暴漲。這個時候，追求速度、追求總量是必然的，因為這種機會稍縱即逝。抓住這樣的機會多積累資金，可以大幅提高經濟收入，相當於單位環境容量資源獲得了最大經濟産出。按投入産出比來考慮，此時投入産出比最高，從為全面發展積累資金的終極目標來看，發展代價最小。所以此時在某些合適的地區應選擇性地降低環保要求，提速發展。否則，機遇過後，環境代價大得多，卻很難能積累財富。

另外，還應該注意的是，這些高耗能産業帶來的污染是結構性的，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最有效的措施是産業結構高級化，而非末端治理。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在重化工業區用末端治理換來天藍水碧的環境，甚至只是所謂“不臟”，也需要天長日久。即便在高度發達的德國，萊茵河耗費鉅資經過二十年治理也不能作為飲用水源。這個例子可以帶給我們的啟示是：高耗能、高污染産業的污染治理在保護環境方面只是“治標之策”，而在其大發展迅速積累資金後進行産業結構升級或者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産業才是“治本之道”。

所以，西部能源富集區可以採取的發展對策應該是通過點上治理、面上放寬，在確保人居、重點環境的情況下發展經濟、積累資金，然後通過産業結構高級化輔以末端治理，才可能突出重點地有序解決環境問題。這種策略已經在內蒙古準格爾旗有所體現。準格爾旗是資源富集的地方，卻不是在國家生態安全和生物多樣性中有重要地位的地方。這種地方，環境遭到破壞，一是損失比較小，且幾乎不存在不可逆轉的環境變化；二是恢復代價比較低。所以應該先發展，後治理。準格爾旗的發展思路總結起來就是四句話：迅速打好經濟基礎、優先改善人居環境、準備完成産業結構調整、慢慢進行環境治理。這樣的發展模式值得西部其他地區借鑒。

3  迴圈經濟應成為高耗能産業重要的發展方式

當然，如果有條件，在發展高耗能、高污染産業的過程中，也要注意技術裝備的現代化，提高産品技術含量，延長産業鏈。因為這樣能提高産品附加值和資源利用率，相對來説就能提高資源生産率，因此也是上佳的提高單位環境容量經濟效益的途徑。在資源型工業發展過程中，雖然還不能大張旗鼓地搞“治理污染至上”，但可以注意轉變增長方式——例如發展迴圈經濟。即想方設法將上游産業的污染排放物作為原料進行加工，生産出下游産品，讓物資迴圈利用，物盡其用。這種“生産就是治理”、“化污成金”既削減了污染排放，又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可以算是“以最小的資源環境成本實現經濟增長，以最小的經濟成本進行污染治理”。儘管這種迴圈利用受技術經濟水準和社會管理水準的限制，不能覆蓋所有的生産和消費領域，但可以大大推動污染治理的積極性和深化污染治理的程度，實現主動地不要監管地“邊污染邊治理”，從而縮短先污染的過程，降低先污染的危害。如內蒙古包頭被國家環保總局掛牌的迴圈經濟基地，就是煤—電—電解鋁的産業鏈及反饋系統，不僅經濟效益好，也通過産業鏈反饋的方式將上一個環節的廢棄物轉化為了下一個環節的商品，使污染治理本身成為生産，這樣，既有了經濟效益，也有了環境效益，環境容量資源的生産率當然也就得以大幅提高。

總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因地制宜。西部也必須走一條以資源型産業帶動現代化的發展之路。只要注意了以人為本，“糟得很”完全可以變成“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