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總的歷史進程，您認為應該怎樣概括？
龔育之：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經歷了六十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是最先提出“兩次歷史性飛躍”論斷的出處。十五大報告進一步深刻而展開地論述了這“兩次歷史性飛躍”。
這裡發生一個問題：在兩次飛躍之間，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段，是一個什麼情況呢？用什麼語言來概括為好呢？我提出過這樣的觀點：這一段是第一次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飛躍的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勝利。建國以後，毛澤東思想有新的發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後來又出現了毛澤東晚年錯誤。毛澤東本人在一九五六提出過“第二次結合”的任務（吳冷西《十年論戰》第23頁）。事實上從這時起，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有了新的開始，如果探索順利成功，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就應該從那時算起。因為新的歷史任務、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已經提出了嘛！然而，那個探索走了大的彎路，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失誤，所以不能説“第二次結合”、“第二次飛躍”已經實現。不過，從一九五六年起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無論取得的成功，還是走過的彎路，無論是正面的經驗，還是反面的教訓，都為第二次飛躍做了準備。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了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這次飛躍進程的主體，也是中國共産黨的集體、黨的領導層和理論界的許多代表人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努力和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的第二次結合重新起了頭，奠了基，開了路。在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開闢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歷史新時期，逐步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後的東方大國裏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或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前一個名稱是以其主要創立者的名字命名的，後一個名稱是以其理論的主題命名的。自從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成為我們黨、我們國家和我國理論界用得最頻繁的一個關鍵詞。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和經濟成就，真正是舉世矚目。在黨的十五大上，鄧小平理論同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了黨章。
記者：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進一步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治軍的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偉大成果，黨的十六大把它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寫進了黨章。
龔育之：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兩次歷史性飛躍，三大理論成果。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産生了兩個成果。一次歷史性飛躍，不是一個很短的時期，而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所面對和所要解決的是很重大的歷史任務、歷史課題。解決了這樣的歷史課題，才算實現一次歷史性飛躍。
從整個黨的歷史來看，通常都是説這樣三段，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段，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段。相應地，在第一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裏，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第二段建國以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期裏，是第一次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飛躍的準備；在第三段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三段歷史，兩次飛躍，三大成果，這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總的歷史進程的簡單概括。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並沒有結束，它是一個不斷發展著的過程，繼續推進著的過程。十六大以後，這個歷史進程仍在延伸和深化之中。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於與時俱進。
記者：還有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這些年來又頻頻出現，回到理論界注意的中心視野裏來，這是為什麼？
龔育之：本來我們也沒有放棄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主要是把它和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的結合併用，更多的時候是用後面這個提法。請注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寫了一篇廣為傳播的《〈毛澤東語錄〉再版前言》，其中提出了一個新定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定義還寫進了九大的黨章。這裡倒是強調了時代性，至於對時代特徵的判斷是否合乎實際，又當別論。單從它離開同中國實踐的結合來談馬克思主義，就會帶來並且的確帶來了思想混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否定和摒棄了林彪那個定義，重新認識和定義毛澤東思想，回到把毛澤東思想定義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軌道上來，回到七大劉少奇論述的軌道上來。這個回歸，自然也就讓我們回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上來。這個簡潔通俗的提法有它不可代替的優越性和吸引力。先是在理論界的文章中廣泛地用了起來，後來，黨的領導人在鄭重場合的講話裏，比如：江澤民同志紀念建黨八十週年的講話和胡錦濤同志紀念毛澤東一百一十週年誕辰的講話裏，也出現“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
當然，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還要講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講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時還要加上同中國建設的實踐、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相結合。不是單純地回歸七大，而是同七大的提法有所變化。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當代化結合起來，講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規範的提法的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