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教育風暴》研討會發言摘要

金炳華（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

王宏甲同志對我國正在進行的重大教育轉型，對正在發生的從教學大綱、教材編寫、課程設置到教育觀念、教學方式、考試評價制度的深刻變革進行了認真的思索，提出了“新教育”的概念，倡導自我教育和終身教育，無論是強國，強軍，強科技，強文藝或提高個人素質，所有這些，都與新教育唇齒相依。

柳斌（全國人大常委、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原國家教委副主任、國家總督學）：

王宏甲同志從一個作家獨特的視野，把當前教育改革領域的一個重大主題，以報告文學的形式作了深刻的表述。我們進行了多年的努力，但現在還存在“素質教育喊得轟轟烈烈，應試教育辦的扎紮實實”現象。評價教育品質，以升學率為標準，好多學校已經是以“清華北大率”為標準。哪個學校有學生能夠到美國去唸書那更加了不得了，所以，什麼哈佛女孩、康橋男孩這些書大量發行，把這些變成一種模式，這就對我們的青少年成長更加帶來災難。在目前我就深深地感到，除了政府的推動以外，要有社會輿論的推動。《中國新教育風暴》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這個方面。

周克玉（解放軍總後勤部原政委、上將）：

這本書寫的不是小事，教育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根本的、長遠的問題，是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們的領導幹部，教育部門的領導幹部、廣大教育工作者，把這本書好好地看看，發揮的作用恐怕要比一般的讀者強得多。這本書對我們軍隊改進政治教育、政治工作也是有啟迪的。

何西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著名評論家）：

王宏甲提出來一個“通識”。這是他在考察了綜合教育，考察了知識經濟以後得出來的一個理性的把握。“通識”，實際上就是完成綜合教育所要達到的一種途徑。因為綜合教育各個門類各個對象之間需要找到內在的邏輯關係，需要找到這一個和那一個的重疊點、重疊面，而這個重疊正是“通識”發揮作用的地方。用什麼去綜合？我們的教育那麼多課程，綜合需要培養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能力？就需要這種“通識”能力。

雷達（中國作協創研部原主任、著名評論家）：

王宏甲抓了一個極大的題目：教育以人為本。現代性100多年，中國人前仆後繼就是要使整個的國家在變革中加速發展，要有現代的理性精神，變革精神，使整個中國走向世界和世界接軌。

崔道怡（人民文學原常務副主編、著名編輯家）：

悠悠萬事，教育為先。然而直到現在，我們的教育還是以能夠應對“中考、高考”為目標的。這種灌輸式的、填鴨式的方法，是一個窒息本性、抑制潛能的過程。它所打造的學生，將是一批又一批在流水線上按同一規格生産出來的“兵馬俑”。沒有自主意識，沒有主動精神，沒有創造思維。當此社會轉型、百業振興的創新時機，宏甲把我國現行教育，擺在數字化平臺上來衡量，放到資訊化坐標上來判斷，痛惜追問：“可憐兒女，可憐父母，誰疑當今成才路？”，急切發出：“莫誤青春，莫誤家國，教育風暴鼓與呼！”這是來自強烈深摯大愛之心的呼喚，是以體現社會良心良知為己任的。應試教育一日不改，即學生、教師、家長一日不得解放；本性、潛能、思維一日不得解放，即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難得保證。其情詞之懇切急迫，是呈獻給當今民眾的。我的教育人的和受教育的老少朋友，你們可聽到這激越陳情了嗎？

曾鎮南（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著名評論家）：

第一，這個書名很震撼，中國新教育風暴！第二，這本書提倡要讓學生探究性地學習。第三，這部書一個潛在的主題還是中國的改革和變革。

范咏戈（《文藝報》常務副主編、著名評論家）：

這部《中國新教育風暴》提示我們憂國必先憂教，具有一定的社會警示意義，也有一定的文獻價值。靠鮮活的人物和生動的素材，通過廣泛深入的採訪得來的數據等等來説話。我感覺到正是這些鮮活的東西，在對不可少的事件的分析、數字的使用當中構成了一道不可少的風景線，使得這書變得好讀。

傅溪鵬（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秘書長、著名報告文學作家）：

這本書是教育理論、社會學、人生哲理和文學的一個綜合體，綜合考察了美國，還有西方其他國家的教育轉型和中國的教育變革，很多是很好的理論，很多很好的故事。要請教育部門的領導花點精力讀一讀，因為教育不光是教育界的問題，是整個中國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就像吃、穿、住、行那樣的重要。

白燁（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著名評論家）：

與其説這本書是對新教育現狀的一種描述，不如説是對新教育遠景的深情的呼喚。正因為作品中寫到了新教育的萌動，以及萌動的這份艱難，在對比中我們感覺到了中國的教育是非改不行了。這給我們的印象特別深刻。其實，教育的問題太重大了，教育的問題不只是影響教育本身，書裏有一句話，我當時看了印象特別深，對我非常有撞擊，説：我們的灌輸式教育是把沒有文化的奴隸變成有文化的奴隸。這句話對我非常有震撼。我覺得，我們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很多問題，不僅僅是給學生在課業上減負的問題，而是要給他們在精神上減壓。我們學生的壓力太大了，從國家的民族的到家庭的，壓在一個小學生身上，使他背了很多他自己根本背不動的負擔。教育上的利弊跟別的方面，包括我們的思想方面、包括政治方面都密切聯繫在一塊的，我們的教育整體上講是給你預定好了的，灌輸式的，説教式的，強迫式的。這不單單是一個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的問題，是包括我們整個社會的教育觀念需要變化的問題。就是怎樣去尊重人，尊重人的主體性、個體性、能動性。我覺得，王宏甲其實是通過一個教育的問題，通過新教育説到了大教育，對我們有很多觀念的撞擊。這本書應該説是從教育入手，然而它的影響會超出教育。

張守仁（十月雜誌社原總編輯、著名編輯家）：

我們目前絕對不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智”不是“知識”，應該是一種思考的包括實踐的能力，因此學生連“智”也沒有得到，學生們只是一個裝知識的容器。

憂國必先憂教，我是憂教的一個人。宏甲這本書引起了我很多思考，這個思考的題目是：中國大陸為什麼沒有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我説的是中國大陸。台灣是有的，李遠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我們周圍的巴基斯坦，嚴格説來它科學上不如我們，但是它有的，印度是有的，埃及是有的，阿根廷是有的，瑞士650萬人有11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科學獎，更不用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義大利，蘇聯。為什麼我們沒有，我們建國55年了，我們13億人口，我們科學方面的實力，比剛才我提到的很多國家都不差，我們為什麼沒有？我們的教學，缺乏相異思維，缺乏異想天開，缺乏獨立思索呀！我們確實需要反省，要把被動變成主動，把壓力變成興趣，把接受變成探索，這一切都要扭過來，這才能有世界第一流的頭腦。

劉堅（教育部課程改革中心主任助理，課程改革專家）：

中國基礎教育放到國際背景中間，優勢非常顯著，但問題相當嚴重。我們的學生只要參加國際奧林匹克競賽，金牌拿到無數。但是，實踐能力、創造精神、自信心、獨立的人格、創新的源泉，什麼時候開始喪失的？是不是就在基礎教育，6年、9年、12年，在這种老師講，學生聽，被動接受，死記硬背的單一學習方式的過程中間，一步一步就在喪失了。在獲得優勢的同時失去了也許是終身的極其重要的東西，這件事情我們無法回避。再有，國家今後的民主化進程所期待的國民基本素養，是課程改革更為核心的一個追求，是要通過課程改革向學校，通過學校向社會傳達一种先進的文化，就是民主、平等、科學、開放、對話、協商、社會各界別各階層之間的這樣一種民主氛圍，現代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的民主人格。所以，這是帶有文化使命的課程改革。應該講，在真正按照新課程理論實踐的地方，課程改革已經有著非常明顯的活力，在那個地區有了區域性的風暴的色彩，但是在全國範圍之內相當不容樂觀。很多人都以我們教師的素質差、學歷低，我們的教育條件有限、經費投入有限、農村地區不適應新課程為由，舉出各種各樣的因素抵制素質教育。太多的管理者以我們的教師不適應、農村條件有限為由，認為課程改革需要緩一緩。這樣的事情到底怎麼看。剛才我們的作家們談到，這樣的書首先要讓我們的領導去看，我覺得説得很對。

王宗仁（著名報告文學作家）：

王宏甲寫的是中國教育在重大轉型時期經受的嚴重考驗。這個時期，舊的教育並沒有完全退讓，新的教育正大勢所趨地走來。這是中國教育發生的一個陣痛時期，錯綜複雜的關係表現在各方面，宏甲把這個時期的情況真實地反映出來。他寫了一批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有這麼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真正的先行者常常是尷尬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浙江省的邵宗傑這樣一個先行者，他在推行課程改革中遇到的那種阻力，那種尷尬的局面，比想像的還要大得多。但他一直是站著的，他是個改革的英雄，一個流淚的英雄，他流淚的時候也是站著的。

李建軍（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著名評論家）：

這本書有很多讓我感動的地方，也有很多受啟發的地方。最近有一本書叫《狼圖騰》，賣了五六十萬。聽説這本書出來之後，深圳南部有一個中學的校長，就把這個狼塑造成一個形象放在學校的門口，讓他的學生都向這個狼學習，像狼一樣地有奮鬥精神等等。為什麼？在社會裏面，最終判斷你這個人成功的標準是什麼？金錢、權力，以及非常外在的一些功利性的東西。那麼，真正的教育應該是什麼樣？我們應該教育學生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面，不是作為一種工具，不是作為外在的物質和功利層面上的追逐者，而是作為一個有人性的情感和人格的這麼一個社會群落中的個體。我們應該把對人的情感、個性、人格的成長放在第一位上來，儘管這個轉化是非常艱難的。我記得，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0年提到人類的基本的自由時，講到一個擺脫恐懼感的自由。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實際上把一種恐懼感、一種焦慮感、一種不安全感普遍地傳播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家長、老師、學生，以及與他們相關的人，都在恐懼中。學生在考試，考試前家長像瘋了一樣。這些現象是非常可怕的。我們應該讓我們的孩子在一種非常安全的，沒有這種很強的焦慮感中體驗他童年、少年的歡樂，按照自己的興趣發展自己的能力，然後對社會有所作為。比如他是一個文學天賦、藝術天賦很高的孩子，為什麼一定要讓他經過那種嚴格的難度非常大的數理化考試呢？聽説錢鐘書、嚴文井、茅盾等人的數學都不好，如果用現在這種入學考試方式，錢鐘書能成為國學大師嗎？所以對像北京的重點中學以多少名學生考入北京大學來衡量教育品質，這本身就是問題。北京大學是個什麼判斷尺度？所以，我覺得我們教育模式的轉換，或者説新的教育理念就應該尊重人，從對狼的崇拜中擺脫出來，培養一種新型的人格和新型的情感方式。

吉狄馬加（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

王宏甲這種寫作，既提供我們去思考嚴峻的現實問題，也提供了大量先進性實踐。教育改革艱難而複雜，要培養拔尖人才，也要面對就業問題，有體制問題也有觀念問題。20世紀中國人在重大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上給世界貢獻了什麼，寥寥無幾。21世紀行不行？日本有大量的技工學校，上的人很踴躍。我聽三峽的一位負責同志説，現在要找很好的工程師很缺，為什麼？我們這種學校很少人願意去上，大家都是一個心思要奔北大清華。教育怎麼能給人以更多的創造性？怎麼實事求是地對待成才與培養生存能力的問題，怎樣創造尊重人的智慧的多樣性的氛圍等許多問題，體現在對教育制度的整個改革上，是一個全方位的問題。宏甲同志這本書，在很多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思考。對於我國深化教育改革，進行更加開放型的教學，從人本這個角度進行素質教育，是絕對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