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傳新同志新著《傳承與創新》（已由學習出版社出版）。書中共收入作者52篇理論文章，分上下兩編，其中上編為“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下編是作者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探索。

作者曾參加《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的編寫工作和中共中央印發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的起草工作，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上篇收入的23篇研究論文有説服力和感染力，明晰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地位、精神實質和理論構架。例如，作者在《關於鄧小平理論的幾個問題》這篇文章中論述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時，從鄧小平理論的性質定位、歷史定位和地域定位三個方面，深入淺出地説明瞭鄧小平理論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同時聯繫安徽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際，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針對幹部群眾在學習中的疑難問題，予以深入淺出的解疑釋惑，使讀者感受到這些研究文章自身的生命力。

1979年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有三本引人注目的經濟學著作：薛暮橋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和薛暮橋新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也正是在這一年，《工人日報》發表了一名當時並不引人注目的理論新兵的文章，即收入《傳承與創新》下編的《國營企業之間交換的生産資料也是商品》。作者在這篇不足三千字的論文中，理直氣壯地論證了以下觀點：首先，國營企業之間交換的生産資料是商品，因為它具有商品的屬性；其次，國營企業之間按國家計劃直接調撥的那部分生産資料從本質上説也是商品，因為生産資料由一個企業調撥到另一個企業，是全民所有制內部商品交換的一種特殊形式；最後，“否認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之間的商品關係，人為地取消生産資料的商品屬性，結果使我們國營企業不計生産成本，不重視經濟核算”，“使一些企業物資積壓驚人、虧損驚人、浪費驚人，以至於造成我國現在的經濟管理體制問題成堆，這個教訓是深刻的”。“為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承認國營企業之間交換的生産資料是商品”。這些在今天看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話，在當時卻是振聾發聵的。

中國的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發展軌跡為：計劃經濟理論——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的理論——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其具體成果包括：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觀點的確立；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及其作用的再認識；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探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研究，等等。《傳承與創新》的下篇即經濟學論文部分涵蓋了上述理論成果的所有方面。

書中體現了作者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原則和風格。作者深入實踐、深入群眾、從實踐中提煉研究題材，汲取思想養分。作者認為：“理論不是花瓶，不是擺設。理論的作用終究是要指導實踐，理論只有掌握群眾，才能變成指導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巨大物質力量……這就要求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深入生活。把握時代脈搏，感受實踐呼喚，向群眾學習。”《傳承與創新》的文章大多討論的正是改革開放實踐中的難點、重點問題和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有的選題和內容直接來源於對廠礦、農村的調查與思考，正因為作者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因而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有助於我們提高思想理論水準，也有助於解決實際問題，起到了理論探索的應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