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龔老師您好。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有研究，您強調在探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時候，還要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您能否解釋一下當代化與民族化的具體含義？這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什麼重要意義？
龔育之：把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和民族化結合起來，這不能算是哪個個人的創見，恐怕是理論界的共見，不過有些研究者更加強烈地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更加明確地把它提了出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基本規律”課題組的同志們都贊成這個意見，我也贊成這個意見。
什麼叫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同當前時代的發展、同當前時代的特徵結合起來。什麼叫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同各自國家的情況、同各自國家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在中國，就是同中國情況、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就是中國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與民族化，實際上就是説，要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環境中，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
二十年代蘇聯給列寧主義下定義，出現過兩種意見，一種強調俄國性，一種強調時代性，展開了一場爭論。史達林強調時代性，説：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比較起來，史達林的概括，眼界更高、更開闊，單提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把列寧主義的意義給限制了。列寧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現了帝國主義，出現了世界戰爭，出現了無産階級革命。這些都是馬克思的時代還沒有的。列寧看到了世界的變化，看到這個變化下馬克思主義應有的發展，因此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産物。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同俄國條件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産物，沒有這一條，也沒有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在解決那個時代下俄國革命面臨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對列寧主義的定義，應該既看到時代的變化，又看到同俄國情況、俄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應該把這兩點都突出出來。
一九三八年在中國共産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的事情，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的第一次。能不能夠、善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産黨在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當然，那時提中國化，強調了民族性、地域性，沒有特別強調時代性。因為列寧所説的帝國主義、戰爭和革命的時代，主題還沒有變化：我們中國正處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戰爭之中，全球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如果從東方的角度來看，把中國抗日戰爭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那麼也可以説：我們那時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烈火之中）。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當我們重新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的時候，情況不同了，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和平，一個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或者説，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講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單講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是不夠的。十四大報告評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時説：“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産物”，講了當代化和民族化兩個方面。“時代特徵”這幾個字寫上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國實際”前面加個“當代”也非常重要。這個包含了兩個方面的提法，成了規範的提法，已經寫進十五大和十六大黨章。
記者：這個歷史敘述很有意思。請再詳細講講我們黨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
龔育之：我們知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這次會議，改組了黨中央和紅軍的最高領導，開始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實際上的領導地位，為中國革命從失敗轉向勝利準備了條件。但是，這個確立只是開始，到完成還要有一個過程。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會議以後才逐步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轉變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開始了國共合作的偉大的抗日戰爭。這條路線又受到從共産國際回國的王明從右的方面的干擾。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克服這個干擾，才完全地確立了毛澤東和他所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地位。這件事得到共産國際的支援，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就是由毛澤東來做的。在這個報告的“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那一節裏，毛澤東鮮明地提出：
“共産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産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説，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928頁）
記者：這樣一段話，鮮明潑辣，一針見血，實際上就是對著王明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傾向而發的。
龔育之：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由來已久。從中國共産黨成立起，實際上就開始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這個進程的主體，是中國共産黨的集體、它的許多先驅者、它的政治上和理論上的許多代表人物，最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最主要代表著作就是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以及六屆六中全會上的這篇《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但是這個進程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正確傾向發展的同時，還存在和發展著另外一種傾向，就是不了解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情況、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不了解必須依靠群眾獨立自主地找出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正確路線和政策，而是脫離中國實際照搬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詞句當作教條，盲目機械地執行共産國際決議和從國外來的指示。這後一種傾向一再給中國革命造成挫折，危害時間最長最嚴重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先是“左”傾後又轉為右傾的教條主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得到普遍的贊成，啟動了全黨克服教條主義思想的自覺。一九三九年《共産黨人》雜誌創刊，毛澤東撰寫發刊詞，總結建黨以來的基本經驗，進一步提出和深刻地闡明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原則。一九四○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其中説：
“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産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説，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
記者：這段話，同前面所引的《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話，交相輝映。
龔育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在語言上更加簡潔通俗的表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則是在學理上更加精確細緻的表述。兩種表述的含義是完全一致的。
經過延安整風，經過黨的“七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為全黨所接受並且寫進了黨章。劉少奇在七大做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充分地強有力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意義及其科學定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記者：聽説，建國以後出版《毛澤東選集》，《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法，做了修改，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您能談談怎樣看待這個修改嗎？
龔育之：建國以後出版的正式的《毛澤東選集》，在出版説明中特別聲明：“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著者校閱過，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 《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篇，在收入選集時，將“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改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逄先知同志曾撰文説明，這個修改是“毛澤東親筆”所為。
怎樣看待這個修改？馮蕙同志和魯振祥同志有專門研究。馮的《六屆六中全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已發表），魯的《〈論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貢獻》（即將發表），詳細引證了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和全會以後黨的領導層和黨的理論界接受和擁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的主要情況，分析了建國後編輯《毛澤東選集》時修改這個提法的國際背景，魯的文章還特別注意到建國初劉少奇將他在七大上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加以修訂，改題為《論黨》，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共産主義”這些提法並沒有修改。
逄、馮、魯都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擁有查核黨的歷史文獻和手稿的便利，所以他們的敘述是有權威性的。他們都認為，我也認為，編輯毛澤東選集時的這處修改，是由於外國的影響在當時形勢下所做的純粹文字上的修改，以及精益求精的更加細緻的表述，沒有實質意義上的修改。一如我們黨一度不再提毛澤東思想但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並且再次把它寫在八大的黨章中一樣。
記者：聽説，六十年代中蘇論戰，還涉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
龔育之：這也是魯振祥研究的發現。據他介紹，吳冷西在《十年論戰》這本回憶錄中説：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接到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答覆信》，“少奇同志過去在講到毛澤東思想時曾經説過毛主席把馬列主義中國化。蘇共《答覆信》不指名地攻擊少奇同志，説馬列主義中國化就是搞民族主義。這顯然是他們知道少奇同志率領我黨代表團參加會議後有意的挑釁。”據魯的推測，當時蘇共答覆信的起草人大概不知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者是毛澤東，他們可能根據多次印刷的《論黨》一書認為這個提法的提出者是劉少奇。魯還介紹：毛澤東一九六一年一月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由此而又一次講到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因為蘇共方面的矛頭是具體指向劉少奇，所以還風趣地講到“版權”問題。毛澤東説：“馬列主義中國化”，恐怕不是你（指劉少奇）的專有權，我想我也講過嘛！文字上有，我記得好像有，六中全會上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我記得我講過，所以發生這個版權問題。所謂馬列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跟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統一，一個普遍一個具體，兩個東西的統一就叫中國化。魯所介紹的毛在八屆九中全會上的這番談話，吳的書中也有所記載。
六十年代的中蘇論戰情況複雜，雙方各個論點的是非，我們這裡姑置不論。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中説：“鄧小平在同外國黨一些來訪的同志談到過去的相處和爭論時説：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這些外國同志也説：正確的並不都是他們。這是過去爭論的一個方面，意識形態分歧的方面。這方面問題的關鍵，在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於面對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用新的思想、觀點去認識、繼承、發揚馬列主義。”《七十年》還説：過去爭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大黨大國主義。如果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末，任何黨都可以進行指責。鄧小平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由此可見，指責還是維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恐怕既涉及意識形態，也涉及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應該認為是一個原則是非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