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四）
為什麼會産生教條主義？為什麼總是要解放思想？為什麼黨員的民主意識淡薄？為什麼黨的理論準備不足？等等。這些問題恐怕都需要從對思想範式的深入研究中得到理性的解答。
中國共産黨人的思想範式也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思維為根基的。因此，它打上了深深的傳統烙印，並且難以從根本上發生變化。再加上近代民族思想啟蒙難産所造成的近代思維缺位，又使得本來已經形成的“思想難題”更加難於解決。
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的政治思維是以突出“私德”為基礎的，又以“忠孝”為其核心。這種政治思維自然壓抑著以“公德”為基礎，以“公共理念”為特徵的近代思維的生成，它不僅決定著人們想什麼，也決定著人們怎麼想，乃至不想什麼。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又是一個被人忽視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現代政黨迫切需要的就是近代思維的啟蒙。這一點，梁啟超看得最清楚。他在《新民説》中點透了問題。在他看來，對中國“數千年之道德”，“不可不深長思也”。首先，“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願之人，仍無以為國也”。他又説，“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引者注），實為德育之中心點”。“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群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為群之利，而反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然而，由於十分複雜的原因，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影響和外來的“思想干涉”（主要來自於共産國際）在中國共産黨內共同發生作用，就使得教條主義的思想範式在黨內得以滋生、繁衍，並造成長期的影響，導致本應十分活躍、富有活力的思想意識被人為地凝固化。這一點，應該當作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歷史教訓加以深入總結。
當然，影響我們正常思維的決不僅僅是教條主義，它只不過是危害甚烈的一種。因此，深刻反思思想範式問題應當是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研究的一項重大課題。
然而我們也要知道，既定的思想範式如同先天的遺傳，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要徹底改變它則是相當困難的。這中間需要經歷一個非常艱難、痛苦的思想磨難過程，不僅需要進行思想的啟蒙，而且還要有必要的思想的訓練。只有這樣，才能為思想的真正解放奠定基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就以民主為例，來看這個難題。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劉少奇就把民主精神的培養作為共産黨員的重要修養之一。他深知：“民主精神的問題很重要。中國是一個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家，一般説人民沒有經過民主訓練，不懂民主。而我們黨內，也有很多黨員不了解民主。我們與經過民主革命及幾十年民主訓練的歐美人民有些不同的。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結果弄成一個官僚。所以——民主精神很必要，在我們黨內也必要。我們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國群眾，甚至在黨內也有實行這種教育的必要。”（《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頁）
針對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影響，劉少奇特別重視對共産黨人進行“公共觀念”的教育，並且有意識地將這種觀念引入黨的建設之中，要求黨員具備自覺摒棄“舊社會的私有觀念”的修養。他説，“我們共産黨人，是今天世界上一種特殊的人物。我們是為了公共事業，即共産主義與人類謀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為了大眾的利益與解放，為了我們大家的長遠的幸福，我們有時不能不暫時地有所犧牲，不能不犧牲自己。我們共産黨人就是決心犧牲自己（當著為了整個黨的利益而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時候），為了大眾解放的公共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做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同上，第210頁）建國以後，劉少奇又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並且把以“公共職責”為上，服務和服從於“公共利益”作為共産黨員標準的重要條件之一。（《共産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同上，第550頁）
一般來説，思想發展變化是一個過程，特別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歷史過程。這就涉及到思想的變化和思想矛盾的展現，在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研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之一就是不能無視變化、回避矛盾。
我們經常看到，在中共歷史研究中，特別是在思想、理論研究方面，研究者非常熱衷於找尋某些“第一次出現的東西”（或首次提出的“新提法”）。其實，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重要的恐怕並不在於“第一次”，而在於如何認識問題、論證問題，以及問題的邏輯發展變化過程。
根據思維邏輯，思想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變化本身就體現了思想的矛盾。我們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應該特別重視的就是歷史當事人的反思，通過反思來揭示矛盾。例如，比起對資産階級革命學説的一般闡釋，孫中山本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思就更顯得彌足珍貴，因為它直接觸及到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深層矛盾。對毛澤東的思想的研究，我也主張運用歷史的逆向考察方法，去努力尋找其晚年思想和早年思想的邏輯聯繫，從而深化對其晚年思想矛盾的基本認知。
與此相關，我們還應注意思想發展的內在聯繫，特別是思想的繼承性。這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傳統。我在拙著《毛澤東研究史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中，在分析如何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時，專門用相當的篇幅，比較系統地回顧20世紀50—60年代，中共黨內反對把毛澤東思想教條化、庸俗化的抗爭，並且著重説明這種抗爭的歷史意義和思想價值。從這一研究中我還發現：思想史研究的深入，特別需要學術史研究的配合，假如我沒有專門對整個毛澤東思想研究進行深入的學術史考察的話，便不可能發見到上述頗有價值的思想史內容。（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