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認為：“冷戰趨於消失並不意味著國際衝突的結束。以部落、種族、民族或宗教為基礎的古老鬥爭還在引起幾十場內戰和區域性戰爭。”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對21世紀的宗教發展做了如下的預測：“在第三個千禧之年的曙光裏，有許多確鑿無疑的跡象，預示著一場全球性的各種各樣教派的宗教復活。”
因1993年出版《文明的衝突》而引起各國學者詬病的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一個世紀問題，即：面臨冷戰的突然結束，幾乎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民族都需要認真地解決自身文化的、宗教的、民族的重新認同和定位問題，準確地説要解決“我是誰？”“我從哪來？”“我要到哪去？”三個問題。他認為冷戰期間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衝突過分地掩飾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文化和宗教上的矛盾，因此冷戰結束後，許多國家和民族出現了認同危機，甚至成為“無所適從的國家”。他在1996年的新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中又重提了老調，強調“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間的政治思想衝突正在被文明間的文化和宗教衝突所取代。”理由在於，“20世紀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現了全球性的復興，這一復興包含了宗教意識的加強和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興起，它因此擴大了宗教之間的差異。”他的上述觀點在遭受眾多批評的同時，也越來越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冷靜思考和重視。
宗教是一種群體信仰現象，也是一種國際文化現象。美國文化史和宗教史學家克裏斯托弗・道森強調：“偉大的宗教是偉大的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礎。”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民族或國家不存在著宗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等）、伊斯蘭教、佛教是三支最大世界性宗教，其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是巨大的。據《1990年大不列顛統計年鑒》，到1989年，全世界共有人口52億多，其中各宗教信徒的總數為41億，佔世界總人口的78.8%。其中，基督教徒約有17.12億，佔世界信徒總數的41.76%；伊斯蘭教徒9億多，佔信徒總數的22.56%；佛教徒約有3億多人，佔總數的7.59%；其他各種宗教信徒，如印度教、猶太教、神道教、巴哈伊教包括一些地域性宗教等合計約有10多億，約佔總數的28.01%。
在整個20世紀，宗教首先呈現出了多樣化和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在教派方面，基督教新教發展迅速，全世界新教共有91個宗派，19524個獨立的教會團體。新教雖然宗派眾多，但其主流宗派有路德宗、加爾文宗、安立甘宗、公理宗、浸禮宗、衛斯理宗等６大宗。天主教會仍然發揮其重要影響，據統計，到1994年，全世界約有天主教徒9.45億，約佔世界總人口的17.6%。在宗教思想方面，各種宗教和教會程度不同進行改革。以瑞士神學家巴特為代表的“危機神學”派，以布龍納、圖納森為“辯證神學”派，美國的“基要主義神學”，天主教的新托馬斯主義，拉丁美洲以秘魯神學家古斯塔沃・古鐵雷斯為代表的“解放神學”派值得關注。特別是1962年10月至1965年12月召開的羅馬天主教教廷第二屆大公會議（即“梵二會議”），不僅在教會社團、禮儀教義、教會憲章、教會法令等方面進行了重大的改革，而且提出了“開放教會”，“革新教會”，與一切“有良好願望的人對話”的主張，開始了天主教的現代化。此外，宗教在參與國家政治、社會決策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影響也表現得越來越大，如美國著名基要派神學家布萊恩三次參與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選舉，表現了基督教會積極參與政治的趨勢。在原蘇聯東歐國家裏，國家政權與教會、教徒的關係長期處於不正常的狀態，東正教、天主教曾經受制于“戰鬥的無神論”的制約。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上述國家普遍出現了“宗教復興”。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斷調和，教徒的宗教信仰也受到尊重，宗教活動也比較多地開展起來。一些國家還與教廷建立了正式關係。如在波蘭，1971─1973年間，歸還了差不多7000件宗教物品，其中90%以上是天主教會的物品。而且，在80年代中期開始的蘇聯東歐劇變過程中，宗教和教會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教堂的講壇變成了宣傳反對派立場的場所。以波蘭為例，根據1987年12月公佈的一份民意測驗的結果，波蘭人對“誰最值得信任”問題的回答首選的是天主教會，佔總票數的78.8%。在中東地區，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猶太複國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在南非的消除種族主義的鬥爭中，“南非基督教協會” 和“南非天主教主教會議”在促成反對派與政府對話，敦促各方在民主平等原則下和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需要特別提出的是，20世紀許多國家的宗教問題往往與民族問題結合或糾纏在一起，成為複雜的、棘手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民族、宗教問題既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族和宗教恰好是文化的一實一虛的兩個載體。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埃裏克·霍布斯鮑姆所言：“宗教和民族意識的關聯可謂相當密切，……尤其是在民族主義已形成一股強大的民眾力量之後，宗教與民族意識的密合度，會比它還停留在意識形態或少數人活動時，來得更緊密。”從原南斯拉伕地區的民族問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矛盾的影響，從耶路撒冷的“聖地之爭”中又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矛盾的陰影。
總之，20世紀是各種宗教發展變化巨大的一個世紀，尤其是在二戰結束以後，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神學與教派方面出現了多元化、世俗化的發展趨勢。天主教者通過“梵二會議”，完成了其適應時代發展的問題，解決了其自身發展的最大一個問題。可以確信的是，進入21世紀，基於歷史文化傳統差異和社會發展水準差異之上，存在於一些民族或國家之間的宗教矛盾會仍然存在，同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宗教也仍然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和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