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三）
哪些人能成為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的“主人公”呢？我們通常講，中國共産黨的理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思想恐怕更是如此。但問題在於：與政治史不同，在思想史上，這個集體的範圍究竟應該有多大呢？難道僅僅局限于中共領導層和決策層嗎？我想，研究視野絕不應如此偏狹，至少應當擴大到中共領導層和決策層之外，首先涵蓋中共黨內著名的知識分子。
1996年，我在《毛澤東研究史論》一書中，曾經專門寫了田家英、胡喬木、張如心、李銳、陳伯達等人對毛澤東思想研究的貢獻。同時，也評析了20世紀60年代，張聞天、田家英、楊獻珍、何干之等人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純潔性所進行的堅決抗爭。我感到，這些內容是絕不能被排除在中國共産黨思想史之外的。所以我特別強調：面對當時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庸俗化、絕對化的逆流，他們“堅持真理、無私無畏，敢於挺身而出，為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和純潔性進行抗爭。他們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對毛澤東思想採取科學態度的先驅者。雖然他們都受到林彪、康生等人的殘酷迫害，但他們沒有屈服，他們的精神鼓舞著後來人，他們的抗爭為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奠定了基礎”。
前不久，在研讀龔育之的《黨史札記二集》時，我發現龔先生亦力倡要研究與黨史有關的著名知識分子，他專文談到了陳翰笙、薛暮橋等人，並且有意識地選擇了“黨史上的陳翰笙”這樣的標題，著意提醒人們關注長期以來被忽視的黨史人物。
其實，需要關注乃至寫進中國共産黨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的知識分子又何嘗僅是我們上面提到的幾位呢？這裡，我不大可能提出一個完整的“人物名單”。但我可以説，實際上這是一個特殊的知識群體、思想群體、理論群體。作為群體，它們還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深入發掘和研究的重要對象。
涉及到思想史上的人物，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給予重視。這就是要研究黨的理論家。黨的理論不能是孤立的，它與理論自身的歷史和創造理論的人物是不應也不能脫節的，而且理論家的作用也是政治家所不可替代的。早在民國初期，李大釗就曾經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出發，專門分析過政治家和政論家的區別，並且強調了各自在政黨政治中不同的功用，兩者相得益彰：“政論家宜高揭其理想，政治家宜近據乎事實；政論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政論家之權威，在以理之力摧法之力，而以辟其新機；政治家之權威，在以法之力融理之力，而以善其現狀。政論家之眼光，多注于將來；政治家之眼光，多注于現在。政論家之主義，多重乎進步；政治家之主義，多重乎秩序。政論家之責任，在常于現代之國民思想，懸一高遠之理想，而即本之以指導其國民，使政治之空氣，息息流通于嶄新理想之域，以排除其沉滯之質；政治家之責任，在常準現代之政治實況，立一適切之政策，而即因之以實施于政治，使國民之理想，漸漸顯著于實際政象之中，以順應其活潑之機。”（《政論家與政治家（二）》，《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2頁）鋻於政論家和政治家之不同功用，其評價的標準也是不一樣的。“為政論家者，雖標旨樹義超乎事實不為過；而為政治家者，則非準情察實酌乎學理莫為功”（同上）。從思想史研究著眼，李大釗的論述告訴我們：現代政黨政治，既需要政治家，也需要政論家。但作為思想的導引者，政論家的作用顯得更為獨特。因此，我們要在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研究中加大對黨內理論家個案研究的力度，努力發掘黨的理論資源。
歷史研究必須從事實出發，從對事實的分析中得出結論。而思想史的研究則主要依靠具體的文本、保持原貌的文字。
但是，中共領導人的文章、講話和著作往往要在公開發表的時候做一些“審定工作”，尤其是對毛澤東的著作，所做的“處理”更多。我在《黨史札記二集》中發現，龔育之先生作為一位長期“編毛”者，多次談到研究毛澤東的思想的“文本”問題。他表示，在《毛澤東選集》出版時，“經毛澤東審定，做過一些修訂。這種審定本，基本保持原來面貌，有所修改一般也較原本更為完善，對廣大讀者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有好處的。但是，對於研究歷史、思想史的人來説，在必要的地方應該嚴格引用原本，才不致發生脫離歷史、拔高觀點、以後為先的毛病。所以，研究者還應該做一番查考原本的工作，文獻編輯者也應該做一些為研究者提供查閱方便的工作”。為此，他還特別提到日本學者竹內實主持編輯的十卷本《毛澤東集》和十卷本補卷，把毛澤東當年發表的各種文本與《毛澤東選集》中經過審定增刪的文本所做的詳盡對照，説明嚴肅對待文本的特殊重要性。
無疑，對於真實地理解毛澤東和他的思想，龔先生所揭示的問題是十分關鍵的。但也需要再做些必要的補充。因為我感到不尊重原本的作法所導致的後果可能比龔先生談到的更為嚴重：有些增刪實際上是在改變歷史，而且其負面影響遠不止是造成“拔高觀點”等問題。
另一位長期“編毛”者逄先知先生也表示過自己的看法：“毛選的編輯工作不是沒有缺陷的，如果作者對重要的修改內容用加注説明的辦法，保存文獻的歷史原貌，並由編者註明每篇最初發表時間出處和版本變化，那就好多了。這應當作為今後文獻編輯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則。”（《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頁）這也是研究者需要恪守的原則。我們應該銘記：科學的歷史研究必須尊重歷史，思想史的研究者必須尊重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