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後正式出版的毛選四卷本的一個特點，就是新增了許多題注和註釋。不少註釋有極大的政治性。比如，人物注，論功論過，或褒或貶，有時等於作政治結論。在當時形勢下，有些結論不免過於簡單過於嚴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到梁實秋，提到周作人和張資平，都作了註釋。釋文是：
梁實秋是反革命的國家社會黨的黨員。他在長時期中宣傳美國反動資産階級的文藝思想，堅持反對革命，咒罵革命文藝。
周作人、張資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佔領北京、上海後，先後投降日寇。
改革開放以後，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新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兩卷本採取更加精選的方針，比毛選四卷本篇幅少了一半，所選著作延伸到建國以後，題注和註釋有不少修改。關於梁實秋、周作人、張資平的註釋，就改為：
梁實秋，一九○二年生，浙江杭縣（今屬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員。先後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曾寫過一些文藝評論，長時期致力於文學翻譯工作和散文的寫作。魯迅對梁實秋的批評，見《三閒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文。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紹興人。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校任教。五四運動時從事新文學寫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學專著和翻譯作品。張資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廣東梅縣人。他寫過很多小説，曾在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兼任教職。周作人、張資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後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國的日本佔領者。
當時，我和逄先知、吳正裕同志合寫了一篇《〈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特色和意義》，九月九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説到人物註釋時，我們説：這次修訂，根據正文的需要，力求全面地客觀地反映人物的主要情況和經歷，避免過多的斷語，修正原注中某些偏頗的評述；同時，通過人物註釋糾正正文中某些缺乏事實根據的不正確斷語。並舉“梁實秋”、“周作人”、“張資平”等十條人物註釋為例，説明修訂所體現的精神。
一九九一年出版了四卷本《毛澤東選集》的第二版。這個新版對舊版註釋作了全面的修訂。對梁實秋、周作人、張資平的註釋，則因為一九八六年出《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時已作過修訂，這次沒有再動，只是把梁的籍貫更正為北京人，並改注了生年（一九○三），加注了卒年（一九八七）。這時我已不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了。我看到中央文獻出版社出了一本《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編輯紀實》，其中有曾憲新、陳銘康、沈學明寫的註釋校訂紀實，對“周作人”那條作了如下的説明：在中國現代史上，周作人是一個頗為複雜的人物。他是文學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表過許多文章和大量的白話詩文，曾被譽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他由政治上的倒退走向變節，充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因漢奸罪被捕入獄。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倒臺前夕被保釋出獄。新中國成立後撰寫了許多紀念魯迅的文章和專著並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關於周作人的原注只寫了他充當漢奸的一面，為了全面反映他的經歷，使讀者在看到他是變節者的同時，也能了解他的另一側面——在文學領域的建樹，所以新注文增寫了周作人“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校任教。五四運動時從事新文學寫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學專著和翻譯作品”等內容。
這是對這條註釋修訂理由和情況的一個權威的説明。
其實，在《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出版時，陳銘康等同志已經寫過文章做過同樣的説明。
然而，一九八六年新編本出版前後，圍繞關於周作人的註釋的修訂，卻吹皺一池春水似地傳開了一陣沒有根據的議論，從上海吹到北京，從境內吹到境外，説什麼“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一書，在註釋中，關於現代著名作家周作人的提法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不再提及他曾在抗戰時期出任偽職的事。”
如果説，引人注目的變化是修訂後的註釋的全面性、科學性，是對舊注的片面性的糾正，那是事實。如果説，引人注目的變化是新注“不再提及他曾在抗戰時期出任偽職的事”，那就完全是欺人之談。因為新註明明寫了：“周作人、張資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後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國的日本佔領者。”怎麼可以睜眼説瞎話呢！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可信性很差的所謂回憶史料。或説，周作人當漢奸，是中國共産黨要他去當的！或説，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共産黨曾邀請周作人到解放區去！甚至説，周作人被國民黨逮捕入獄，是中國共産黨在解放後把他放出來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共産黨要周去當漢奸之説，很快由當時任地下黨北平市特委書記的王定南同志出來澄清了。他説：他當年在北平，與黨外人士何其鞏、張東蓀有聯繫。在一次談話中，何和張對他説：“偽教育督辦湯爾和死了，周作人、繆斌二人活動要繼任，周是個唸書人，繆這個人很壞，周如活動成功，危害性小些。”他説：“你們這一分析有道理。”只此而已，他沒有委託任何人去遊説周作人任偽職。
共産黨邀周去解放區之説，很快也得到知情者的澄清：的確有人自稱受周作人之托，向張家口華北聯合大學的董魯安（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傳遞過周作人想來解放區、不知道共産黨能否接納的資訊，董報告議長成倣吾，成倣吾一口回絕了。
至於周作人從獄中保釋出來，那是國民黨政府崩潰前夕的事。放出來了的周作人，在上海還有信給正準備去美國的胡適，勸他不要走，算是報答胡適一九三八年寫詩勸周離開日本佔領下的北平“飄蕭一杖天南行”“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的好意。這是周作人後來在自己的回想錄中寫了的。
經過一場討論，這陣議論應該算是過去了。
然而不然。近年來這種議論又悄悄地重新吹起一絲漣漪。並沒有什麼新的史料，那怕仍然是可信度不高的史料。不過是舊話重提。
因為這一絲漣漪還是從我們那篇《〈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特色和意義》談起，而且隱約間説什麼在註釋中“為周作人任偽職平反”好像是“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於是，便有人向作為當事人的我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的回答是：《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編輯工作當時是在聯繫文獻研究室的中央領導同志即胡喬木同志指導下進行的。關於註釋修訂的方針，胡喬木有過原則性的意見。重要的註釋稿，送胡喬木看過。他對“王實味”那條註釋提出過修改意見。對“周作人”這條，沒有説過什麼具體的意見。我們從來沒有聽見胡喬木或中央其他領導同志説過要為周作人當漢奸平反。我們修訂的註釋，明明説了周作人後來在北平依附侵略中國的日本佔領者。把那條註釋説成是為周作人當漢奸平反，完全是無中生有。我作這個負責的聲明，是根據我明確的記憶；我和同我合作寫那篇文章的逄先知、吳正裕，還有曾憲新、陳銘康聯繫過，他們都是當事人，都肯定我的記憶。當時中央文獻研究室沒有派人到提供“周作人當漢奸是共産黨要他去的”採訪記錄的單位去調查過。
做過這個回答之後，我又去翻閱了一些關於周作人的材料，其中有兩則關於胡喬木對周作人看法的材料。
一則是胡喬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寫給毛澤東的信。説：“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毛主席批了：“照辦。”
李季的悔過，我們當時都在報紙上讀到過。周作人的悔過，沒有見過。是周拒絕公開悔過？還是他的悔過上面沒有認可？還是上面改了主意，不要他寫了？不得而知。但他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做希臘和日本文學的翻譯，還寫過關於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説裏的人物的著作，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雖然這些譯作和作品的署名，都沒有用“周作人”的本名，而是用的“周遐壽”之類。大概是因為雖然對他寬大，讓他在原來的房子裏住著，靠不算太低的預支稿費生活著，但終究是著名的漢奸，所以沒有給他以公民的選舉權和按原來姓名的署名權吧。
從《回望周作人 國難聲中》這本書中讀到，當年國民黨政權的法院判了他漢奸罪，刑期由原定的十四年減為十年，因為一些人證明他在當漢奸時還是做過一點有益的事情（如保護過北京大學的校産和掩護過國民黨政府的某些地下工作人員）。現在的一些“新史料”，除去那些無稽之談外，我看性質也是屬於證明周在當漢奸時還是做過一點幫助共産黨烈士（李大釗）的遺屬和掩護與共産黨有關的地下工作人員一類的事情。解放後，共産黨沒有給他選舉權，但讓他安居和譯作，恐怕不好説是虧待。當年國民黨政權逮捕和審判周作人時，一些進步人士如鄭振鐸，不是説過嗎？“我們不但悼惜他，還應該愛惜他。”“我們總想能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後，我們幾個朋友談起，還想用一個特別的方法，囚禁著他，但使他工作著，從事于翻譯希臘文學什麼的。”（見一九四六年一月《週報》上《惜周作人》一文）讓他安居和譯作，不就是出於“愛惜”和“保全”他的意思麼？
後來，中國文聯還安排周作人去西安參觀訪問，安排他參加魯迅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會，甚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他的文章（當然仍舊沒有用“周作人”本名），這是我從《周氏三兄弟》一書中才知道的。至於“文化大革命”一來，周作人被斷了生路，受辱，挨打，死於“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那就不是虧待而是折磨和摧殘了。當然，那是發生在特殊的不正常時期的事情。
另一則胡喬木對周作人看法的材料，是胡讀過倪墨炎所著《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後，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給作者的信。胡稱讚倪的書，説它“盡力做到有好説好，有壞説壞”。但提了一點意見：“你用的書名我覺得不很切當。周氏的一生似不宜用叛徒與隱士來概括，那只是他早期的自許。他後來的行事表明他只是民族的叛徒，也説不上是什麼‘隱士’。這個書名未免有些把他理想化了。”胡還對倪書中提到的周氏三種未出版的譯書表示關注。大概得益於這關注，三種譯書都公開出版了。三種中的一種，為希臘的《盧奇安對話集》。周作人有一首《八十自笑詩》：“可笑老翁垂八十，行為端的似童癡，劇憐獨腳思山父，幻作青筵羨老狸，對話有時裝鬼臉，諧談猶喜撒胡荽，低頭只顧貪遊戲，忘卻斜陽照土堆。”在“撒胡荽”後，周作人自注：“近譯路吉阿諾斯對話，多諷刺詼諧之作，出語不端謹，古稱撒園荽。”注中那“路吉阿諾斯對話”，就是他生前未能出版、死後二十多年才得以問世的《盧奇安對話集》吧。
胡喬木這兩封書信，一封是一九五一年的，一封是一九九一年的，相距四十年。對周作人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可謂關心到底了。
話説回來。我想説的主要是：“有好説好，有壞説壞”，包括“壞”中也可能還有一點“好”，做民族叛徒時可能也做過若干對先烈遺屬、對抗戰人士有所關照的事，都應該根據確鑿的事實和證據來説，不可以炒作一些沒有根據的流言來為其當漢奸作辯解，也不可以因為當過漢奸而一筆抹煞其歷史的貢獻和做過的好事。介紹周作人，理應如此。不過，這是寫關於周作人的專文或專著的事情。在毛選註釋這樣的場合，不可能把太多太細的內容寫進去，像《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和《毛選》新版現在這樣的注法，我覺得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