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底層體驗與民間轉向成為知識分子的熱門話題。在人文資源貧乏的商業時代，“自謀生路”的文人把民間話語當作新大陸，企圖通過向民間靠攏獲得解脫。時下知識分子重提民間轉向與“五四”時期的民本思潮有很大不同，後者在“勞工神聖”的情感召喚中確立了人道主義的信仰，而現在強調民間話語的回歸，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視角的一種轉換，這種轉換未必意味著價值取向的改變。説白了，許多人是在把“底層”和“民間”當作幌子和招牌來加以利用。他們不斷地以自身的“底層”記憶為資本來界定寫作的性質，在“身份論”早已銷聲匿跡的今天，這種標榜是十分可笑的。一些作家不是以對社會人生的深刻洞察和真切體驗來佈置文本，而是反覆宣稱：“我在農村吃了十幾年的苦”、“我在黑暗、潮濕的礦洞裏挖了許多年煤”……筆者對這種底層的痛苦經歷同樣懷有一種融崇敬、同情、難過為一體的複雜感情，而且至今筆者仍舊在基層勞作。但是，將寫作的標準定位於民間並不等於精神資源的激活與豐富化。況且，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那些力倡“轉向”的人並沒有沉入底層的實質性準備。這不能不讓我們瞪大眼睛。

泡沫文化的浮躁習氣使文學成為飄在生活表層的一層油脂，特別是那些私人化、貴族化、城市化的文字，充滿了庸俗無聊的趣味，“底層體驗”被毫不憐惜的遺棄了。話語空間被扭曲了。青年學者余傑發現：“有底層體驗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過的底層體驗，沒有底層體驗的作家堅決拒絕去體驗底層。”民間成為知識分子話語的真空。批判是一種選擇，但是批評者所提供的“民間”藥方本身就是可懷疑的。民間話語作為一種資源本來就是一種潛在的、可供開發的東西，而不是萬能的，包治百病。關注底層是一回事，而直接地深入民間又是另外一回事。知識分子的本分與使命顯然是前者。民間的許多東西本身就是知識分子所批判的對象，如魯迅先生畢生都在同民間話語搏鬥，因為他最害怕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髮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擁抱民間，化為民間的一分子，啟蒙則無從談起，知識分子的品性也在無形中泯滅了。

過分地強調底層體驗，就必然流露出一種矯情的成分。有的寫作者以“關懷”為己任，時而詛咒商業社會物欲橫流、人心不古，時而控訴大款們的為富不仁，時而又為官場腐敗而捶胸頓足，這種激昂的聲音確實讓人感動，知識分子的良知依然堅定。但是，就是這些憤世疾俗之士卻一再表白要過一種無憂無慮、不愁吃喝的生活。原來他們所體驗的“底層”只是別人的處境，並非是自己的真正位置。余傑拈出這樣一個新名詞：“體驗的外向性”，按照余傑的解釋就是：“以他人的體驗為自己的體驗。”將別人的體驗移植到自己的意識層面，這種體驗是書面上的，停留在言説中。連茅盾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家都認為體驗底層不是文學的全部，他説：“寫鄉村生活者必須熟知其所寫的鄉村，自不待言，但假使他對於鄉村以外的生活一無所知，或者除了他所在的鄉村以外，其他鄉村的生活也大都茫然，那他對於所在這鄉村的認識就不會完全，就不能深刻，那他即使能寫得照相一般準確，可只是一幅死的風土畫而已，只記錄下表面的現象而已，不能表現動的人生，不能深入揭發這些現象下面的本質”（《茅盾論創作》）。可見，底層體驗和民間話語有時會淹沒文學理想，窒息思想的活力。

傳統知識分子從來都沒有把自己置於體制之外。無論是退隱、清談還是充當幕僚，都是對社會體制的一種理解和參與。孔慶東對知識分子所喜歡高唱的“獨立性”提出了質疑。他一再強調知識分子保持獨立性的障礙在於生存的艱難，並且聲稱這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解決的。殊不知，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往往是在生存困境中表現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雖然無法取得較多的經濟利益，但是，他們所獲得的社會保障比下崗職工要多得多，即使寫不出作品的作家也照樣能夠在“作協”之類的機構領到一份工資，即使搞不出成果的科研人員也能夠憑老資格評上高級職稱。許多知識分子在市場化過程中陷入自我擾亂、自我浮躁的怪圈，他們自身缺乏抵禦物質生活誘惑的能力，卻又歸咎於社會的商業化，用一些“逼良為娼”之類的話來表白自己的純潔。如果把“獨立性”當作一種姿態，無論如何表演，都不會令人自在。因為這種表演是依附於觀眾的捧場的，他們難以忍受無人喝彩的寂寞場面，於是便指責這些觀眾無知、庸俗，驚呼“靈魂缺席了”。書齋裏的“底層體驗”究竟價值幾何？蒼生不是知識分子的獨立物，知識分子也不是日常生活的局外人，但是，知識分子的痛苦與受難顯然與大眾不是在一個層面上的，否則，文學理想就難以張揚。讓思想者匍匐前行，個人的精神高度就會降低，視野就會縮短。

用底層體驗來克服知識分子的“廟堂意識”、“士大夫情結”，將知識背景與民間關懷聯繫起來，重新確立屬於知識分子自己的價值系統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後現代主義的解構思潮的作用下，在人文精神受到商業文化衝擊的社會背景下，尋找紮實的話語根蒂不僅是一個話語立場的問題，更是一個精神提升的文化創造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