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

通常的思想史研究，要麼是以人物（即思想家）為研究對象，要麼是以思潮為研究對象。但是，具體到中國共産黨思想史，似乎還有必要充分考慮另外兩個與政黨密切相關的基本因素：思想範式和理論。

因此，與一般意義的思想史不同，中國共産黨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有其特殊性。它除了具有思想史研究的一般特徵之外，還有其特有的研究內容。具體地説，它既有對黨內思想家、思潮的研究，又包括對黨的思想範式和理論的研究。如此看來，中國共産黨思想史就是一個由上述四個方面構成的整體、過程。這樣定位，既體現了思想史的基本要求，又反映出政黨思想的特點，與政黨的思想實際聯繫更加緊密。同時，為研究者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研究空間和更為深厚的思想空間。

這裡，我想先來談談關於理論的研究。在以往的中共思想史研究中，研究者很重視圍繞著毛澤東思想的産生、發展，對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理論進行研究，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這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格外注意對理論的全面認知。從科學研究的角度出發，不僅要研究已經定型的、成功的理論，而且還要分析理論本身的缺失，乃至理論的誤區。因為中國共産黨自身的固有弱點之一就是“理論準備不足”。這一點，劉少奇曾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問題反覆向全黨強調。在民主革命時期，他曾對世界各國政黨做出比較後鄭重指出，“中國黨的組織能力並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這些表現，是除聯共黨外，為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黨所不及的。然而，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在劉少奇看來，主要是“對馬列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及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統一把握”，引者注）、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直至現在，缺乏理論這個弱點，仍未完全克服（雖然黨內少數同志特別中央的同志有了對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統一理解）。因此，現在提倡黨內的理論學習，就成為十分必要。中國黨只要克服了這個弱點，就能有把握地引導中國革命到完全的勝利”（《答宋亮同志》（宋亮即孫冶方，引者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274頁）。

建國不久，劉少奇又談及這個問題。他説，“中國革命勝利了。總的説來，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很好，但理論工作卻是很薄弱的一環。我們很多幹部，甚至是負重要責任的高級幹部，鬥爭經驗豐富，可是理論水準不高。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弱點”。要知道，“缺乏理論是很大的弱點”，而“宣傳、理論工作是我黨很弱的一環，必須加強”（《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同上，第543、547頁）。他還提出希望：“中國革命勝利了，我們有了更好地宣傳馬列主義的條件”，我們要“利用這種條件來加強馬列主義的宣傳，繼續努力提高勞動人民的覺悟和理論水準，使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成為有最高理論水準的民族之一”（《黨在宣傳戰線上的任務》，同上，第574頁）。圍繞著劉少奇所反覆提到的問題，我們確實需要結合深入的思想史研究，探尋其理性的答案，進一步警示全黨。

今天，在對待理論的認知上，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這就是如何正確看待“理論創新”？在我看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對創新有明確的理性認識，另一方面要把創新放到中國共産黨思想史中去認知、去檢驗。就理論自身的特性而言，理論創新應當體現理論的歷史性。馬克思主義特別強調：邏輯和歷史的一致。對理論的理解，要有歷史主義的態度，不能離開歷史的實際、歷史的過程（如列寧所説，“把歷史當作一個十分複雜並充滿矛盾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參見《卡爾·馬克思》，《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頁）和歷史的繼承。這個問題是我們黨同教條主義進行長期思想鬥爭的關鍵所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背離往往就滋生於對歷史（包括理論自身的歷史）的無視。在今天，恐怕也不能説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還有必要指出：理論的歷史性特徵還需要通過理論自身的批判和揚棄反映出來。這是我們正確認識理論創新所不可忽略的。我們就是要敢於把已經證明過時的、已經不能發揮理性指導作用的概念、結論加以分析、整理，果斷地揚棄，進而構建新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