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區別和對立的認識由來已久，從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到近代的培根、康得、馬克思、文德爾班等，直到20世紀以降的李凱爾特、本格森、J. S.赫胥黎等，都曾經議論過這個論題。但是，C. P. 斯諾在1959年和1963年先後作的兩次講演“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再談兩種文化”，無疑使這個源遠流長的論題以更廣泛的視野和更深刻的思考，在一個最適當的時機突現在讀者面前。
查爾斯·珀西·斯諾（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是英國科學家和小説家。他在康橋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從事分子物理學研究20餘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受命任英國政府科學顧問。從1930年代起，他開始創作總標題為《陌生人和兄弟們》的小説（共11卷，1940—1970年出版），是活躍于科學界和文學界的“兩棲人”。由於他所處的獨特位置——有過許多日子白天和科學家一同工作，晚上又和作家同仁一起度過；有許多科學家和作家密友，經常遊走于兩個團體之間，他對雙方瞭如指掌，且對各方的“自負與偏見”頗有看法。
斯諾發現，科學家團體和藝術家團體在智慧、種族、出身、收入方面差別不大，但是由於幾乎完全沒有交往，在智力、道德或心理狀態方面卻很少有共同性，二者之間似乎橫亙著一個海洋。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整個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他們自視為獨一無二的“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特別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學家。兩個集團存在鴻溝。他們都荒謬地歪曲對方的形象，有時（特別是在青年中間）還頗有敵意，互相厭惡和憎恨，不時散佈大量的惡言毒語。他們看問題的態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難以找到共同的基礎。非科學家傾向於認為科學家粗魯、自吹自擂，懷抱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沒有意識到人的處境。反過來，科學家則認為文學知識分子缺乏遠見、特別不關心自己的同胞、深層意義上的反知識、熱衷於把藝術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間。斯諾指出，雙方的看法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但這些看法無論如何是破壞性的，大多數以危險的曲解為依據。這就是所謂的兩種“自負與偏見”。
斯諾分析和批駁了這些自負與偏見。他敏銳地洞察到，兩種自負與偏見實際上凸顯了兩種文化——科學文化和傳統文化（人文文化）——的分裂。這一分裂對人類和社會只能造成損失：實踐的、智力的和創造性的損失。作為科學文化一方的科學家有共同的態度、行為標準和模式、方法和設想，其文化精深、明確、嚴密，值得敬重，也關心社會生活，道德比較健全，但是他們同傳統文化的聯繫卻很鬆弛，難怪對方竊笑他們從未讀過英國文學的主要作品，甚至沒有讀過莎士比亞。另一邊的情況也不妙：非科學家對科學文化的了解同樣貧乏——也許更嚴重一些，因為他們相對科學家來説更為自負。他們仍然喜歡自稱傳統文化就是整個“文化”，似乎根本不存在自然秩序，好像探索自然秩序本身及其結果毫無意義，仿佛科學大廈無論在智力深度、複雜性還是説明方式方面都不是人類心靈最漂亮、最奇妙的集體創造。同樣地，他們對熱力學第二定律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品質和加速度是什麼意思——西方世界大多數人對物理學的理解，大概與我們新石器時代的祖先相當。對科學文化的不了解給整個傳統文化帶來非科學氣氛，而這種非科學氣氛又往往轉化為反科學，致使人文知識分子“都是天生的盧德派（Luddite）”（盧德派是19世紀英國手工業者為破壞紡織機器而組成的集團）。
斯諾分析了兩種文化分裂的原因：一是對專門化教育的盲目信任，二是社會形態定型化（如考試製度）傾向。他指明，出路只有一條——重新考慮和改革我們的教育，恢復和促進雙方的交流。他還強調：“彌合文化之中的鴻溝不僅從最現實的方面看是必要的，而且從抽象的精神方面看也是一樣。把這兩個方面割裂開來，任何社會都不能明智地考慮問題。”尤其是，他對“揭示科學追求中所固有的智力的、美學的和道德的價值”表示讚賞，認為“應當把科學同化為我們整個心靈活動的一部分，正如運用於其他部分一樣自然而然。”在斯諾看來，無論科學文化，還是人文文化，都是人類文化的子文化或亞文化，都是“人性的本質和才能的表徵”，“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思維符號的系統運用，這正是最珍貴、最人性的兩種人類本性。”
斯諾在近半個世紀之前所揭示的兩種自負與偏見現象以及兩種文化分裂的現實，至今依然存在，且在某種意義上有加劇之勢，以致于在1990年代中期爆發的所謂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是以往兩種文化分裂的自然延續——至今還不能説硝煙已散、塵埃落定。這種戰爭在中國也初現端倪。不是麼？在我們的周圍，人文人把科學人描繪成機械呆板、寡情趣、沒文化、不關心人類前途和命運的冷血動物，認為科學損美敗德，以至把科學迪斯尼化乃至妖魔化。科學人則視人文人好高騖遠、誇誇其談、不切實際，在故紙堆裏討生活，玩弄雕蟲小技，不懂科學而又愛對科學説三道四、評頭品足。人文人自恃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看不起科學專家，甚至以不懂科學為榮。科學人自視智力高超，有能力擺弄抽象的科學概念和複雜的數學公式，而且每個結論都經得起實驗的檢驗和理性的審查，不像人文人那樣虛談玄理，構造空中樓閣。這種自負與偏見甚至蔓延到大中學生中間：學理工的認為學文史的頭腦簡單，智商低下，啃不動數理，只好躲入文科避難；學文史的認為學理工的是呆頭呆腦，只會跟枯燥的數字打交道，對社會和人事無知、隔膜。
看來，設法消除兩種自負與偏見是當務之急——只有如此才能溝通兩種文化，也才能培養出心智健全、全面發展的新人，而非殘缺不全的“單面人”。加強雙方溝通和了解固然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得從素質教育、或通識教育、或博雅教育入手，使青少年具有必要的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素養，從而為未來雙方的對話、理解與交融創造應有的條件。這樣不僅會從整體上提高一代人的水準，而且肯定會有利於産生現代稀缺的哲人科學家（比如愛因斯坦）和科學人文家（比如達芬奇、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