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孟老夫子,仁呀,義呀,喜歡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且是見了當權派就講。
在他的心目中,仁者無敵。
可是當時七國紛爭,相互都是亡我之心不死,面對火燒眉毛的存亡問題,對梁惠王們來説,孟子的大道理,只能是東邊耳朵進,西邊耳朵出。
其間想實行仁政的,倒還可能會招來麻煩。萬章向孟子請教時,就提到這樣一件事情:宋是個小國,現在要實行仁政,齊楚兩國對此很討厭,就出兵攻擊它。
不管怎樣,反正最後定江山的,不是仁者,而是嬴政的金戈鐵馬。用一句現在的話講,就是實踐證明孟子的理論行不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理論學説也一樣。所以,弄的到了漢代,桑弘羊還在説孟子“不知世務”。
其實鼓吹以德服人的孟子並不傻,他心裏很清楚,不仁道也可能得到一個國家,只是他堅信霸道不能使天下心悅誠服。
也正因為這樣,孟子經常引用這個故事:商湯征伐南方,北方不高興,征伐東方,西方不高興,都説:“為什麼把我們落在後面,而不打我們這裡呀?”老百姓盼望商湯趕緊來把自己的祖國給滅了,就像大旱盼甘露一樣。簞食壺漿歡迎解放者,只不過想逃避水深火熱的苦日子罷了。在孟子看來,這沒有什麼不對,因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當權者都明白這樣的道理,或者願意接受這樣的道理。
有一年,鄒國跟魯國交火吃了大虧,光領導幹部就死了三十三個。這也算是國恨了吧,可老百姓楞沒有一個出來幫忙報仇。對這事,鄒穆公忒生氣:“殺了他們吧,又殺不了那麼多;不殺吧,看到他們對長官見死不救,又實在可恨。”於是他就問孟子該怎麼辦。
孟子直言不諱:平時政府不但不關心百姓疾苦,還變著法子欺負他們,現在你的百姓這樣做,也算是對政府的回報。你也不要責備他們了。如果你實行仁政的話,老百姓自然也就愛戴上級,有事的時候也願意為他們犧牲了。
在孟子他看來,權位首先意味著責任,而不是意味著百姓有了無條件忠誠的對象。
孟子路過齊國的平陸時,問當地的領導孔距心:“如果你的戰士一天三次失職,你會開除他嗎?”
“等不到三次,我就把他開了。”
孔距心回答得很果斷,卻沒想到孟子接著不留情面地指出:“你自己失職的地方可不少啊。饑荒年成,平陸百姓有餓死的,有逃難的。”潛臺詞很清楚。
孔距心也不傻,趕緊為自己辯解:這事可不是我孔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説:“現在有個人接受委託,給別人放牧牛羊,那就有義務去找牧場和草料。如果牧場和草料都找不到,他應該物歸原主,還是站在那裏,眼睜睜地看著牛羊一個個死掉呢?”
於是,孔距心認了錯。
過了些時候,孟子見到齊宣王,就跟他説:你的地方領導,我認識五個,可只有孔距心一個人明白自己的罪過。
這樣追問責任的圈套,孟子也讓齊宣王鑽過一回。
孟子問齊宣王:假如您有一個臣子,他要去楚國,把老婆孩子託付給朋友照顧,結果回來發現,妻室兒女在挨餓受凍。您説該怎麼辦?
齊宣王説,跟他絕交。
“如果您的司法官沒能管理好下級,那該怎麼辦?”孟子的話又進了一步。
“那就撤他的職!”齊宣王回答得一點也不含糊。
接著,孟子又問:“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搞得很糟的話,那又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挺尷尬,東張張西望望,就把話題給岔開了。
當然,追問是有風險的。換到秦始皇的時代,誰要是這樣跟嬴政説話,非掉腦袋不可。
所以孟子需要宣揚“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有一次,孟子跟縱橫家景春辯論時就説:如果覺得正義在握,就應該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能夠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叫大丈夫。
孟子的這番話,很有些個人英雄主義的味道。如果國民都把孟子的話奉為座右銘,朝廷還怎麼統治呢?按照法家的理論,治國靠的就是刑賞兩手,哪一手都軟不得,倘若錢也收買不了,刑罰又嚇唬不住,這樣的刺頭留著對朝廷有什麼用呢?因為朝廷沒法把他們當馴服工具用呀。把那些出頭鳥給剪除了,一方面向老百姓用血淋淋的事實證明,胳膊扭不過大腿,老實聽話才能活命,另一方面,也就維持了整個社會的怯懦和散沙狀態。用法家的話來説,這就是弱民強國之術。在法家的理想國裏,百姓不能有自己的標準和原則,朝廷今天説,一加一等於三,跪下呼萬歲,朝廷明天説,一加一等於五,還呼萬歲。弄得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沒有骨氣沒啥出息,是歷代王朝千方百計要做的一件大事。
當然,孟子也明白,不可能舉國上下都是大丈夫,但他並不因此就覺得人的覺悟低,需要強制改造。當告子一本正經地説,要像把櫃柳樹製成杯盤那樣,也把人的本性改造得符合仁義,平時滿口仁義道德的孟子,卻很是不贊成告子那種居高臨下的思想改造:“率領天下人損害仁義的,一定是你的這種學説!”
所以孟子只是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個政治道德的底線,是任何人要做都能夠做得到的。雖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做大丈夫,但起碼可以做小丈夫。小丈夫不是小人,儘管沒有砍頭不要緊的膽量,偶爾為情勢所迫,也有違背良心的時候,但他始終知道自己違背良心,只要沒有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他就不會主動跟大丈夫劃清界限,或者主動説大丈夫是傻冒,一有機會,他就會聽從良心的召喚,也就是説,他始終有一顆向善的心。這樣,社會可能就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久而久之,這個民族就會有一股“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每個國民都會生活得有尊嚴。
儘管孟子跟自己的弟子陳臻説過,“哪有君子可以拿錢收買的呢?”但他並不鄙視金錢,相反,他深知金錢的力量。有一次,滕文公向他請教治國的問題時,孟子為後世留下了一句名言: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這和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異曲同工。
孟子明白,如果上不足以贍養父母,下不足以撫養妻兒,年成好,過的窮困潦倒,年成不好,就死路一條,在這種生存狀態下,每個人竭力活命都怕來不及,哪還有工夫和心思學習禮義呢?經濟不獨立,思想政治上也就難以獨立。除了萬里挑一的大丈夫,一般人沒有飯吃了,能不惶惶如也?
孟子明白的道理,專制者也明白。自從秦始皇以後,朝廷盡可能把每個人的生計、小命,都牢牢拽在自己的手裏。秦以後的王朝實際上就是最大的綁匪,不聽話就撕票。所以,中國人生下來不是想給皇帝拉馬車,而是朝廷千方百計要把百姓弄得生下來不能不給皇帝拉馬車,否則就沒有活路。
這倒使我想起了加爾佈雷思自傳裏一個耐人尋味的小故事: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加爾佈雷思非常疲憊,想休息一會,吩咐女傭把所有的來電都給擋掉。不久,林登·約翰遜總統打來電話,讓她叫醒加爾佈雷思,可這位女傭説:“那可不行,總統先生。我是為他幹事而不是為你幹事。”
這個女傭並不是什麼英雄豪傑,但她卻能夠做一件中國需要大丈夫才敢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