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孟老夫子，仁呀，義呀，喜歡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且是見了當權派就講。

在他的心目中，仁者無敵。

可是當時七國紛爭，相互都是亡我之心不死，面對火燒眉毛的存亡問題，對梁惠王們來説，孟子的大道理，只能是東邊耳朵進，西邊耳朵出。

其間想實行仁政的，倒還可能會招來麻煩。萬章向孟子請教時，就提到這樣一件事情：宋是個小國，現在要實行仁政，齊楚兩國對此很討厭，就出兵攻擊它。

不管怎樣，反正最後定江山的，不是仁者，而是嬴政的金戈鐵馬。用一句現在的話講，就是實踐證明孟子的理論行不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理論學説也一樣。所以，弄的到了漢代，桑弘羊還在説孟子“不知世務”。

其實鼓吹以德服人的孟子並不傻，他心裏很清楚，不仁道也可能得到一個國家，只是他堅信霸道不能使天下心悅誠服。

也正因為這樣，孟子經常引用這個故事：商湯征伐南方，北方不高興，征伐東方，西方不高興，都説：“為什麼把我們落在後面，而不打我們這裡呀？”老百姓盼望商湯趕緊來把自己的祖國給滅了，就像大旱盼甘露一樣。簞食壺漿歡迎解放者，只不過想逃避水深火熱的苦日子罷了。在孟子看來，這沒有什麼不對，因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當權者都明白這樣的道理，或者願意接受這樣的道理。

有一年，鄒國跟魯國交火吃了大虧，光領導幹部就死了三十三個。這也算是國恨了吧，可老百姓楞沒有一個出來幫忙報仇。對這事，鄒穆公忒生氣：“殺了他們吧，又殺不了那麼多；不殺吧，看到他們對長官見死不救，又實在可恨。”於是他就問孟子該怎麼辦。

孟子直言不諱：平時政府不但不關心百姓疾苦，還變著法子欺負他們，現在你的百姓這樣做，也算是對政府的回報。你也不要責備他們了。如果你實行仁政的話，老百姓自然也就愛戴上級，有事的時候也願意為他們犧牲了。

在孟子他看來，權位首先意味著責任，而不是意味著百姓有了無條件忠誠的對象。

孟子路過齊國的平陸時，問當地的領導孔距心：“如果你的戰士一天三次失職，你會開除他嗎？”

“等不到三次，我就把他開了。”

孔距心回答得很果斷，卻沒想到孟子接著不留情面地指出：“你自己失職的地方可不少啊。饑荒年成，平陸百姓有餓死的，有逃難的。”潛臺詞很清楚。

孔距心也不傻，趕緊為自己辯解：這事可不是我孔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説：“現在有個人接受委託，給別人放牧牛羊，那就有義務去找牧場和草料。如果牧場和草料都找不到，他應該物歸原主，還是站在那裏，眼睜睜地看著牛羊一個個死掉呢？”

於是，孔距心認了錯。

過了些時候，孟子見到齊宣王，就跟他説：你的地方領導，我認識五個，可只有孔距心一個人明白自己的罪過。

這樣追問責任的圈套，孟子也讓齊宣王鑽過一回。

孟子問齊宣王：假如您有一個臣子，他要去楚國，把老婆孩子託付給朋友照顧，結果回來發現，妻室兒女在挨餓受凍。您説該怎麼辦？

齊宣王説，跟他絕交。

“如果您的司法官沒能管理好下級，那該怎麼辦？”孟子的話又進了一步。

“那就撤他的職！”齊宣王回答得一點也不含糊。

接著，孟子又問：“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搞得很糟的話，那又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挺尷尬，東張張西望望，就把話題給岔開了。

當然，追問是有風險的。換到秦始皇的時代，誰要是這樣跟嬴政説話，非掉腦袋不可。

所以孟子需要宣揚“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有一次，孟子跟縱橫家景春辯論時就説：如果覺得正義在握，就應該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能夠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叫大丈夫。

孟子的這番話，很有些個人英雄主義的味道。如果國民都把孟子的話奉為座右銘，朝廷還怎麼統治呢？按照法家的理論，治國靠的就是刑賞兩手，哪一手都軟不得，倘若錢也收買不了，刑罰又嚇唬不住，這樣的刺頭留著對朝廷有什麼用呢？因為朝廷沒法把他們當馴服工具用呀。把那些出頭鳥給剪除了，一方面向老百姓用血淋淋的事實證明，胳膊扭不過大腿，老實聽話才能活命，另一方面，也就維持了整個社會的怯懦和散沙狀態。用法家的話來説，這就是弱民強國之術。在法家的理想國裏，百姓不能有自己的標準和原則，朝廷今天説，一加一等於三，跪下呼萬歲，朝廷明天説，一加一等於五，還呼萬歲。弄得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沒有骨氣沒啥出息，是歷代王朝千方百計要做的一件大事。

當然，孟子也明白，不可能舉國上下都是大丈夫，但他並不因此就覺得人的覺悟低，需要強制改造。當告子一本正經地説，要像把櫃柳樹製成杯盤那樣，也把人的本性改造得符合仁義，平時滿口仁義道德的孟子，卻很是不贊成告子那種居高臨下的思想改造：“率領天下人損害仁義的，一定是你的這種學説！”

所以孟子只是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個政治道德的底線，是任何人要做都能夠做得到的。雖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做大丈夫，但起碼可以做小丈夫。小丈夫不是小人，儘管沒有砍頭不要緊的膽量，偶爾為情勢所迫，也有違背良心的時候，但他始終知道自己違背良心，只要沒有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他就不會主動跟大丈夫劃清界限，或者主動説大丈夫是傻冒，一有機會，他就會聽從良心的召喚，也就是説，他始終有一顆向善的心。這樣，社會可能就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久而久之，這個民族就會有一股“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每個國民都會生活得有尊嚴。

儘管孟子跟自己的弟子陳臻説過，“哪有君子可以拿錢收買的呢？”但他並不鄙視金錢，相反，他深知金錢的力量。有一次，滕文公向他請教治國的問題時，孟子為後世留下了一句名言：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這和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異曲同工。

孟子明白，如果上不足以贍養父母，下不足以撫養妻兒，年成好，過的窮困潦倒，年成不好，就死路一條，在這種生存狀態下，每個人竭力活命都怕來不及，哪還有工夫和心思學習禮義呢？經濟不獨立，思想政治上也就難以獨立。除了萬里挑一的大丈夫，一般人沒有飯吃了，能不惶惶如也？

孟子明白的道理，專制者也明白。自從秦始皇以後，朝廷盡可能把每個人的生計、小命，都牢牢拽在自己的手裏。秦以後的王朝實際上就是最大的綁匪，不聽話就撕票。所以，中國人生下來不是想給皇帝拉馬車，而是朝廷千方百計要把百姓弄得生下來不能不給皇帝拉馬車，否則就沒有活路。

這倒使我想起了加爾佈雷思自傳裏一個耐人尋味的小故事：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加爾佈雷思非常疲憊，想休息一會，吩咐女傭把所有的來電都給擋掉。不久，林登·約翰遜總統打來電話，讓她叫醒加爾佈雷思，可這位女傭説：“那可不行，總統先生。我是為他幹事而不是為你幹事。”

這個女傭並不是什麼英雄豪傑，但她卻能夠做一件中國需要大丈夫才敢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