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不同時代和不同階級的哲人、學者依據不同的視野、理路，對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地位作出了各自的詮釋與界定，為我們對這一運動的認識留下了諸多可供參照的觀點。在今天，依據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南，對文藝復興運動的歷史地位進行深入、辯證的思考，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早在19世紀後期，西方史學界就對文藝復興展開了頗有深度的學術探討。瑞士著名的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通過研究認為，文藝復興雖然披上了“復古”的外衣，但並非是要復活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而是要創造出新的思想文化。文藝復興所萌發的“個人意識”，表明瞭近代西方的覺醒，是近代思想文化啟蒙運動。以布克哈特為代表的西方資産階級學者在闡釋文藝復興上所構建的所謂“布克哈特傳統”，在此後一直影響著西方史壇。“二戰”以後，隨著史學理念與方法的更新，西方史學界開始向“布克哈特傳統”發起挑戰。在這一過程中，不少西方學者紛紛尋找文藝復興與中世紀社會的內在聯繫，認定基督教神學文化傳統是文藝復興的一大思想源頭。這樣的學術態勢無疑促進了文藝復興研究的全面拓展，有助於深化人們對這一“過渡時期”的思想文化運動所特有的複雜性與矛盾性的認識。然而，以著名美國史學家哈斯金斯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卻沿著這樣的學術理路，進而懷疑文藝復興運動的性質與地位。他們認為，文藝復興並非是一場具有近代啟蒙性質的思想文化運動，而只是中世紀晚期的知識復蘇運動。這樣的“復興”，在中世紀的西歐並不止一次，如在此之前就有以城市文化興起和羅馬法復蘇為特徵的“12世紀的文藝復興”，在8世紀末9世紀初的加洛林帝國，在查理曼大帝的扶持下，還出現了以興辦教會學校、宮廷學校、同步推行拉丁語與法蘭克民族語言、校訂《聖經》為主要內容的“加洛林文藝復興”。這些“文藝復興之前的文藝復興”足以説明，14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在西方文明史上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歷史地位。這樣的認識無疑是錯誤的，因為它忽略了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的社會轉型及其所賦予文藝復興的新的思想取向與內涵，否定了文藝復興在推動這一社會轉型上的重大歷史作用。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視野中，文藝復興運動無疑是一個具有近代早期啟蒙性質的思想文化運動，它有力地推動了西歐從中世紀封建制度向近代資本主義的轉型，在西方文明的發展、演進與更新的歷程中具有極其凸顯的歷史地位。在許多論著中，馬克思、恩格斯從不同的角度和場合對文藝復興運動中的新的社會背景與階級基礎，新的文學藝術、哲學理念、政治學説、宗教信仰、科學革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自然辯證法》的“導言”中，恩格斯更是明確地指出，“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産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給現代資産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絕不受資産階級的局限”。在恩格斯看來，具有近代啟蒙性質的文藝復興運動，不僅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而且為西方乃至整個人類的文明發展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産。另一方面，在唯物史觀看來，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是和“中小市民階級發展為大資産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思想的哲學表現”。作為近代早期新興資産階級的新文化運動，文藝復興運動也有著其自身的歷史局限性。作為該運動之精神動力的“個體本位”的人文主義思潮，其反映的正是馬克思所説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那種“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 。這就使得人文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從一開始就必然帶有馬克思所指的那種近代西方文明所具有的“物”（商品）對人的“物化”或“異化”的醒目特徵。也正因為如此，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在反對旨在維護人身依附關係的“群體本位”的封建神學文化，大力倡導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時，帶有赤裸裸的縱欲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思想烙印。而且，他們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實際上只是為早期資産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鳴鑼開道，而非為廣大下層的人民群眾爭取現實的經濟與政治權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唯物史觀對文藝復興運動之價值與局限的辯證認識，對於我們根據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批判地借鑒包括文藝復興在內的西方文明，無疑是一個十分深刻的思想啟示。在歷史上，由於牢固的封建自然經濟與高度集中而又異常嚴密的宗法——政治體制的長期延續，使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帶有旨在維護人身依附關係的“群體本位”的思想底蘊，由此，諸如專制等級的觀念，人治的觀念與尊經崇聖、安貧樂道的意識長期流播於世，至今仍未絕跡，有悖于個人自主權利與進取精神的培植，有悖于科學理念的揚播，有悖于現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的建設，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著當今中國的發展。因此，我們有必要批判地吸取文藝復興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追求真理、積極進取的思想主張，來促進當今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們今天從事的現代化建設，絕非是“西方道路”或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簡單重復，而是在生産資料所有制、階級基礎、發展宗旨和實現目標上都有別於“西方模式”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是説，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道路，建設一個在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都同步發展並在發展層次上超越于“西方模式”的現代文明社會。這樣的宏偉社會藍圖，決定了我們在認知與借鑒西方文明時，應當依據唯物史觀的指導採取全面審視與審慎選擇的理性態度，真正地做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就文藝復興而言，我們在批判地借鑒人文主義思潮中的那些積極的思想營養時，也需要弄清其精神實質與歷史局限，尤其是要擯棄其中那些反映了人的“物化”或“異化”的縱欲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負面因素，推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快速、健康發展。

[敬告讀者：本文為“歐洲文藝復興”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